最近，“脸书”上一本关于新西兰华人史的新书引起了我的注意，让我想起了几年前采访的几位老华人/华裔的故事。
　　作者Lily Lee女士受“华人人头税遗产信托基金会”的委托，编著出版了《告别广东》“FAREWELL GUANGDONG”一书。
　　这本书讲述了在1937年-1941年日本侵略中国期间，新西兰华人的妻儿逃难来到新西兰，与丈夫/父亲团聚的故事，书中附有大量的珍贵照片。
　　日本侵略中国，在中国大地上烧杀淫掠，身在新西兰的华人万分焦虑在国内家人的安危，期盼家人逃离战争，到新西兰来。
　　1939年2月，新西兰政府批准了一项特许，允许新西兰华人的256名妻子和244名儿童作为战争难民到新西兰临时避难。
　　这些妻儿从广东省家乡出发，飘洋过海，经过几个月的颠簸航程，终于安全抵达新西兰。然而，在以后长达八年的时间里，这些难民妻儿及妻子在新西兰出生的孩子都面临着将被驱逐出境的状况。直到1947年7月，新西兰政府批准了他们的永久居留权，他们才放下心来，留在了丈夫/父亲身边。
　　虽然，新西兰大多数华人男性都已婚，但他们的妻子一般都留在家乡照顾公婆，他们也无法支付100英镑“人头税”把妻子接到新西兰来，因而，在新西兰罕见中国女性，华人的男女比例极不平衡。在1881年实行“人头税”以前，华人人数达到最多，其中男性4,995人，女性只有9人。难民妻儿的到来，让华人家庭稳定，家庭成员增加，华人社区得以发展。
　　2018年，我组织搞的《新西兰华人的故事》广播电台节目，采访了17位居住在惠灵顿地区的新西兰华人/华裔，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淘金华工的后裔，其中两位华裔的母亲和一位当时只有五岁的女孩是新西兰华人难民。
　　黄荫邦(Willie WONG)的父亲1900年出生，婚后第二年，即1917年来到新西兰谋生。他父亲辛苦劳作，却无力为妻子支付100英镑“人头税”，不能把她接到新西兰。
　　妻子在广东家乡苦苦地等待，22年未与丈夫见面。1939年她作为难民来到新西兰。
　　1940年，黄荫邦在惠灵顿出生，他有两个弟弟。
　　黄秀美(Sommee GEE)出生在广东省增城县沙头村。她父亲和哥哥早年到新西兰营生，她和母亲留在家乡。在她一岁时，母亲因病离世。日本侵略中国期间，她的继母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日本兵射向她的子弹而亡，她成了孤儿。1941年，只有五岁的她，作为难民来到新西兰与父亲及家人团聚。
　　颜祥峰(Peter NGAN)的祖父1900年从广东省番禺县来到新西兰南岛奥塔哥经商。1930年他的父亲从家乡来到惠灵顿，他母亲作为难民1939年才来到新西兰。颜祥峰1940年在惠灵顿出生，可是，直到他7岁时才被容许获得新西兰国籍。
　　黄荫邦等三人的故事只是《告别广东》书中的一小部分，书中记述了更多不堪回首的往事。
　　由于新西兰政府接纳华人难民妻儿的苛刻条件，绝大多数华人的妻儿只能留在被日军铁蹄践踏的家乡，或被迫离开家园，辗转他乡。我采访的另一位老华人就属于这一类情况。
　　杨永津(John YOUNG)出生在广东省番禺县。他父亲1920就来到新西兰，但他却不能作为难民到新西兰和父亲团聚。日本侵略中国期间，为了躲避日本兵，他8岁时和家人逃难到越南河内市，他的两个姐姐死在了逃难的路上。直到1949年，他才与家人来到新西兰。
　　自2014年以来，“华人人头税遗产信托基金会”委托专家学者研究和出版早期定居新西兰的华人史。到目前为止，已出版了《新西兰华人蔬果店》《新西兰华人洗衣店》和《告别广州》等书籍。另外，新西兰华人联合会支持出版了《澳新军团华裔军人》第二版。这些书籍为人们了解早期新西兰华人史提供了详实资料，是新西兰华人历史的宝贵财富。
　　“温故知新”，对于改革开放以后来到新西兰的中国新移民，了解新西兰早期华人史，能够加深对新西兰整体社会的了解，从而更好地融入新西兰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