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花显然惊魂未定，说话都不通顺了，还带着颤音：“哎，我，我，我就是怕鬼!”
“这里哪里有鬼嘛，”我看了看在对面自行车上绑着的死尸，安慰她，“你瞧，他被你吓得脸色都白了，你还怕他?他都不会说话了，更不会动弹，你怕他干什么?”
吴花“扑哧”一笑，这才安定下来，觉得很不好意思。我问她：“你还能走吗?”她试探着慢慢往前走了一小步，禁不住弯下腰去抚那痛处，疼得眼泪差点流下来。
我想了想，说：“来，你现在这里等一等，我去弄个三轮车。”
那个年代刚开放不久，人们心理仍旧保守，甚至到了“听风便是雨”的地步。那些年，流言对一个人来说是具有真正杀伤力的。是故“死生事小，名节最大”，当时男女之间的关系还很微妙，人们普遍把名誉、气节看得比生命还重;不像现在，有些人毫无原则和道德责任感地去寻找、故意制造一些疯狂的噱头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这种情况在当时那个年代恐怕早就被人们的口水淹死了。
为了不让人说吴花的闲话，我找来一个女同事，和这个同事一起用三轮车将她送到医院，医生给她上了药，我们又把她推回家让她好好休息，直到现在，谈及此事，吴花心里还很不好意思。
日复一日，转眼又过了几个月。老宅、落户的事情一直没有解决，这成了我和母亲的一块心病。
几天后，我又推着母亲来到平度城红旗路老县委西小院的信访办。当年信访办还是一排小平房，进院中就是一棵几百年的大白果树，茂盛挺拔。院内的墙壁上贴了很多致县长、公检法、信访办、县委的公开信。宽阔而寂静的走廊，说不出来的隔膜与疏离。那一排干净整齐的房子，修造着绿草坪的地面，素白的阳光投射在窗上，不带来任何一点意义。
办公室的门朝南半开着，东间一个屋里坐着一位中年妇女，我敲了敲门，原来这位同志是这里的信访办副主任，我毕恭毕敬地说明来意，她头也不抬，指了指隔壁的办公室，要我们过去先把情况跟里面一位姓李的同志反映一下。我赶紧退出来，轻轻敲了敲西边的门，有个很年轻的声音说：“进来!”
于是，我就扶着母亲一起进了隔壁间办公室。未等我将情况详细地说完，这位同志用不耐烦的口吻说：“这些事情你们回村自己解决，村子里的事情最好村里解决。”我们心情沉重，只好悻悻地回去找村委。
村委与城关革委和县委信访办距离都不远，县委信访办在莲花湾东，城关革委在莲花湾西，村委在城关革委南。因为距离并不远，我们是隔三岔五就跑一遭，每次都是例行登记、填表，填完了就让我们回村里去找村大队、找革委等。就这样，从夏末到初冬，一连几个月过去了，我们的事情还是一点儿眉目都没有。
我们住在生产大队的仓库，这年冬天来了，她带给我们的第一件礼物就是虐雪和饕风：寒冷的北风发怒了，她咆哮着，翻滚着，使劲撞击着仓库叮叮当当响，好像是铆足了力气要将我们这间小仓库给掀烂;鹅毛大雪从天而降，和着凛冽的寒风，它们拼命打骂着，撕扯着，腾跃着，迅速地将整片大地冰封起来。屋外狂风大作，大雪纷飞;屋内风雪袭人，滴水成冰。我们几个孩子和母亲依偎在一起，不免感慨老天的优待，不用出门就能欣赏到北国冰雪风光。
天寒地冻，母亲身子骨更不如以前了，每天早晨我都会早点起床，烧火通炕，将炕头烧得热乎乎的，母亲躺在上面好暖身子。烧了火，房子就变暖了，锅里、盆子里结的一层薄冰开始慢慢融化。这时，弟弟们都起床了，懂事的他们就帮着我用这些融化的冰水做饭。
尽管我们都能苦中作乐，但恶劣的天气和母亲的病情，都让我更加着急房屋与落户问题的处理进度。
每一次天蒙蒙亮，我推着母亲在几个弟弟热切的、充满希望的目光中，乘兴而去;每一次寒星缀满夜空，我们又都铩羽而归。两个弟弟饱含的期待的目光不消我们说，单凭我们挂在脸上的表情就给生生地熄灭了。看着弟弟们黯然的脸色，看着他们失望的表情，我感到既痛苦又迷茫。到了现在，我还真不知道我们的事情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解决，我也真不知道我下一步还应该找谁，还应该问谁，还应该怎么办，似乎是该找的都找了，但该办的却什么都没办成。有个词语叫“投石问路”，而我们的情况是：我和母亲把所有的石子都投出去了，却依然只见到天大地大，四野茫茫，不知道路究竟在何方。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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