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3月23日，英国城市莱斯特街头8万多民众摩肩接踵，手举标语，欢呼口号。他们的诉求只有一个：反对天花疫苗。
　　游行队伍中，有一具儿童棺材，象征疫苗受害者，还有一台绞刑架，代表对疫苗发明者EdwardJenner施以极刑。
　　2021年11月9日，新西兰国会大楼门前，数千人抗议新冠疫苗。示威人群围攻记者，辱骂国会议员，向总理发出死亡威胁。
　　他们口出狂言，煽动人群发动革命，掀翻国会。
　　疫苗和阴谋论：相伴而生与之相对的是，上周日晚，奥克兰三大DHB的首剂疫苗接种率全面越过90%的目标，最快三周后，就能够进入交通灯系统，获得解封。
　　胜利在望，没有人希望大好形势遭到破坏。因此，探究反疫苗现象背后的理论显得尤其重要。
　　实际上，疫苗阴谋论并非21世纪产物。
　　对疫苗的抗拒和疫苗几乎同时诞生。一些阴谋论尽管匪夷所思，但也其来有自，在过去，碍于技术有限，许多疫苗的风险远超当下的同类产品，由此导致的残疾、死亡比例也更高。
　　同样是为了天花疫苗，1898年到1903年，美国各地成群结队的家长涌进学校，要求校方允许没接种疫苗的孩子返校上课。而另一些家长，则已经悄悄贿赂好了医生，开具伪造豁免证书，或是不惜在孩子胳膊上烫上烙印，伪装疫苗接种印记，蒙混过关。
　　可见，真的有人为了避开疫苗，用尽浑身解数。关于疫苗的一些“传说”在经过时间的“润色”夸大后，便形成了当今的诸多奇谈怪论。
　　反疫苗：观点杂烩然而，“古已有之”并不足以支撑反疫苗论点，因为另一个事实是，即便存在风险，疫苗带来的危害依然远远低于感染疾病。
　　当时的人们反对疫苗，原因也与今日不尽相同。有人出于宗教原因，有人对疫苗中从动物身上提取的物质心怀芥蒂，例如认为其不洁、或是损害动物权益，也有工人阶级认为自己被上流社会薅了羊毛，这部分人群称得上觉醒思潮的先驱。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不过，对反疫苗者予以一定理解，未必有助于扭转他们的观点。我们还需要了解背后的原因。
　　回到当下的新冠疫情，宗教依然是一部分人拒绝疫苗的理由，例如美国的福音派教徒，但实际上，没有哪个广受认可的宗教真正反对疫苗。相反，在过往经验中，教会机构在劝说成员接种疫苗方面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因为机构领袖同样希望信徒们保持健康。
　　反疫苗还是反体制?
　　接下来一个原因，也是这两年在世界上被无数次提及的一点：个人权利。在新西兰、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各类抗议现场常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应当有选择权”，显然，抗议者认为强制接种疫苗是对个人权利的侵害。
　　但侵害个人权利的，究竟是疫苗本身，还是政府的体制?现实中，反疫苗和反体制，往往难以分割。
　　单纯反对疫苗的人士，大多质疑疫苗的技术，尤其是对mRNA心存怀疑，认为其研发进展过快，技术不成熟，安全性不佳。对于这一点，如果所有科学依据都不足为信，那么也可以参照当年莱斯特居民的做法。
　　BBC指出，当年的“莱斯特抗议方式”，强调以隔离封锁、加强清洁卫生的方式阻止疫情传播，而非为人们注射疫苗。
　　这一倔强的做法并没有让城市沦陷，每1万人中20.5名病例的数据，虽然不及疫苗最为普及的地区，如伦敦，但比另一些接种率处于中间水平的地区甚至防疫效果更好。
　　当下，很多反对疫苗的人，也同时反对封锁，反对隔离，反对戴口罩。此前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奥克兰中央公园爆发3次大规模抗议集会，现场很多人不戴口罩，他们反对政府的卫生限制措施，反对强制接种疫苗。
　　在全球抗议者眼中，疫苗强制令就是政府侵犯人权的武器。但和疫苗本身一样，围绕强制接种的问题，人们也争论了一个多世纪。
　　目前，美国已经要求联邦雇员、医护人员和大型私企员工强制接种疫苗。在美国，政坛中围绕疫苗的争论已经沦为政治利益的博弈。俄亥俄州共和党众议员JimJordan在推特上说，疫苗强制令很不美国。
　　但事实上，疫苗强制令在美国历史中有着悠久传统。
　　疫苗强制令：又一个古老话题独立战争期间，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的大陆军90%以上的死亡来自于疾病，其中天花的致死率更是高达1/3。情急之下，华盛顿在军队中强制推行天花疫苗，此后，天花感染率骤降。夸张一些说，美国的立国之本有一部分来自于疫苗强制令。
　　在英国，1853年的新疫苗接种法案，要求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所有婴儿在出生3个月后接种天花疫苗。
　　新西兰在1863年根据英国的法律推出了自己的疫苗接种法案。
　　新西兰历史上的“疫苗犹豫”
　　早在2019年，新冠疫情出现之前，世卫组织就将“疫苗犹豫”列为全球健康的十大威胁之一。
　　有趣的是，19世纪时，“疫苗犹豫”更多存在于英裔和其他欧裔群体，反倒是毛利裔的接种热情高涨。这与今天的局面截然相反。
　　当时，欧裔社区对疫苗抱有更多顾虑，认为人类作为“高等动物”，不应注射从“低等动物”身上采集的物质。一些家长也对政府干预自家孩子的生活感到不满，同时担心疫苗可能传播其他疾病。
　　1885年的莱斯特游行后，英国和新西兰的法令都有所松动，允许人们申请豁免。
　　在新西兰，由于疫情几乎绝迹，人们对疫苗更是满不在乎，1906年，坚定的反疫苗人士GeorgeFowlds出任卫生部长，宣告了疫苗接种的中断。直到1913年，天花疫情重现，人们的自满迅速转变为恐慌。欧裔群体一边将毛利裔隔离，一边加紧注射疫苗。历史惊人相似。
　　是否侵犯人权?
　　所以，强制接种究竟是否侵犯人权?
　　关于人权，英国政治思想家约翰·洛克的那句“天赋人权”广为流传，但他的自然权利(没有公共权威高于个人自然权利之上)针对的是进入文明前的状态，洛克同时认为，人们应当达成一定共识，建立道德规范，维系人类社会。因此，为了不再互相侵扰，约束彼此行为，人们应达成契约，建立政府。
　　澳大利亚的人权委员会直接指出：一个人享有人权的能力，取决于他人对这些权利的尊重。因此，人权涉及对他人和社区的责任和义务。个人有责任确保自己在行使权利时，顾及他人的权利。
　　科普作者JasonTetro在谈到当年的英国的疫苗强制令时表示：“当时的决议是为了国民的利益而废除个人权利。这就是法律。”
　　《纽约时报》在谈及拜登的疫苗强制令时评述称，即使在无比注重个人自由的美国，公民也没有权利伤害他人，包括同事、朋友和社区。一个人享有健康生活的权利大于另一个人享有特定工作的权利。
　　1905年，当最高法院否决了马萨诸塞州一位反疫苗牧师的起诉时，大法官JohnMarshallHarlan解释说：宪法不允许美国人永远我行我素。Harlan在他的多数派意见中写道，如果人们不顾可能对他人造成的伤害而肆意而为，“真正的人人自由就不可能诞生。”
　　可见，太阳底下真的没有新鲜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