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么说，你会觉得稍微感到安慰吗?
事实的确如此。尽管会有社会文化背景、阶层、性格等诸多不同，人类的共通之处，远比他们的差异要多。
先分享另外一名大四学生的故事。
1953年1月，牛津大学校园里，有位同学像往常一样给家人写信。他在信中写下这样一句话：“关于工作：我连最模糊的想法都还没有。”
他接着写道：“不过，在牛津有一个叫做职业委员会的人才交流机构。我想我可以在‘壳牌’找一份工作。那儿薪水很高。但是帕特不喜欢这个主意。她是个理想主义者。
实际上，我也不喜欢这种工作，可是适合我的工作看起来很有限。”
这位迷茫的毕业生，就是日后的诺奖作家——V.S.奈保尔。
要知道，奈保尔可是一名十足的学霸。他在18岁时，拿到最高国家奖学金，去牛津留学。在毕业找工作这件事上，迷不迷茫，跟“优秀”与否，并没有那么密切的关系。无论对谁而言，那都是一件重要而困难的事情。
那是第一次，我们要全权为自己的人生负责。站在人生的路口，问题纷至沓来。去哪个城市?进入哪个行业?选择哪个岗位?
我想做什么、适合做什么，又能做些什么?这不是一张拥有标准答案的考卷，而每一个问题都很难。我们依赖各种话语、修辞、隐喻，来理解我们的生活。“责任”这个词，听起来有些沉重。换个词呢?譬如，“选择”。于是，上一段的句子可以改成这样的表述：那是第一次，我们拥有选择自己生活的决定权。终于，我们可以亲手一点点搭建自己的生活，从城市、小区到书桌上的小摆设，这些全都可以由我们自己做决定。未被诉说的迷茫的背面，或许是对独立生活的憧憬。
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必须做出选择。像存在主义哲学说的那样，“我选择、我存在，我自由”。
当然，理想中，生命从来向无限敞开，而现实之下，我们的选择往往受到很多限制。
年轻人会有这样的困惑——“不知道自己拥有什么优势”，因而不清楚可以胜任什么工作。
其实，现代人认同的工作理念，并不是从来就如此的。
古希腊人认为工作摧残了人的心灵，在他们的社会里，机械劳动是由奴隶来承担的;希伯来人也将工作视为“痛苦的劳役”，认为人是因为有罪而被罚劳役。
在工业革命之后，“工作”的内涵和结构，经历了一场重大的变迁。最主要的趋势包括，劳动分工高度发展、职业专门化，以及组织结构科层化。
劳动分工意味着，绝大多数人并不被要求像传统的手工艺人一样，完整地创造一件产品，而只是生产流水线上的一环。而科层制组织对效率的追求，进一步使劳动过程惯例化，对个人技能的要求降低。
换句话说，大部分白领工作，对个人才能的要求并不会很高。可能只需要三五个月的训练，就足以掌握一项工作。
但是另一方面，现代职业也呈现专门化的趋势。一些职业会有严格的准入规则，接受过专门化的训练是基本要求，典型的如医生和律师行业。如果没有相关的教育背景，进入一份职业门槛很高的工作，并不容易。
找工作，当然不只是一个个人问题，难易程度也跟具体的社会环境有关。今年，因为疫情，毕业生们找工作可能会遭遇相似的困境。
想起张爱玲的一篇散文，《烬余录》，结尾的这段话，毕业生们或许会有共鸣：“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
是的，普通人在与命运的小小交锋中，也会有自己的惊心动魄。
说回奈保尔的故事。
因为特立尼达人的身份，他在英国找工作并不顺利。毕业后，他先是去农场打工，做了一个月的体力活后，因哮喘病发作，工作中断。面试西印度火柴公司行政助理岗，又落空。屡屡受挫，直到一年后，他才找到一份正式的工作——在英国广播公司主持一档广播节目。
同样是在和家人的通信里，年轻的奈保尔写过这样一句话：“我想要无愧于自己，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我渴望认识生活。我对一切，对这悲喜交加的世界心怀感触。”
把这句话送给年轻人们。
别太担心，工作会有的。
重要的是无愧于自己，以及感到挫折和难熬的时刻，不要丧失对自己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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