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各国决定新冠病毒疫情应对措施时，在设法将保持社交距离措施最大化以抑制疫情，以及需要设法维持某种正常经济活动感觉，两者之间如何取舍，成了一个核心的难题。
　　极端的保持社交距离措施，藉由减少传染疾病所需要的人际互动，可以降低感染及死亡人数，但经济成本极高。
　　而如果一切照旧，只以洗手及自我隔离等有限的干预措施应对，则可以让餐饮、基本服务及其他经济活动继续进行，但代价是巨大的感染及死亡人数。
　　最早是中国，而现在则是全世界的政府高层都面临了同样艰困的两难处境，不存在两全其美的结果，只能考虑哪种是牺牲较小的选择。
　　中国封锁湖北省、拉长春节假期、延后恢复正常运行的做法，似乎显示极端社交距离措施可以使疫情受到控制。
　　但经验表明这样做的经济成本相当庞大，供应链被逼到崩溃边缘，过不了多久，重启经济的压力就会变得势不可挡。
　　另一个极端是，意大利的早期经验显示，对于疫情不加以管控将使医疗体系瘫痪，进而造成死亡人数飙升，这迫使意大利政府实施全国性的封锁措施，以阻止死亡人数继续上升。
　　随着疫情已经扩散至世界各地，越来越多人感染，各国政府苦于找出一套在政治、医疗、经济等方面都可续的方案。鉴于各个层面的成本不断升高，政策也摇摆不定。
　　是佛系缓和还是重拳压制?
　　英国政府最初的策略是缓和疫情传播速度、使感染高峰呈平缓状态、让住院率和重症率维持在医疗体系可承受的极限范围之内。
　　其目标是控制感染率、直到疫情自然消失，届时将有足够多的人口受到感染而产生免疫力，从而实现群体免疫。
　　然而新的疫情模型显示，缓和策略仍将会使医疗体系无法负荷，并导致25万或更多人死亡。之后英国决策者立即转变政策。
　　因此，最近的政策着眼点侧重于保持极端社交距离，其目的是压制疫情，而不只是缓和疫情。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流行病模型促成了这一转变。
　　但正如该研究报告的作者指出的那样，“压制的做法到目前为止虽然在中国和韩国取得成功，但却带有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成本。”
　　这样的成本在几周或者一个月这样的短时期内或许可以承担，但如果必须在更长时间内保持这种极端社交距离，成本就变得大多了。
　　帝国理工学院的研究认为要实施社交距离，需要所有人在五个月内遵守病例隔离、家庭隔离的做法，学校可能也要关闭。
　　然而，一旦管制放宽，疫情可能卷土重来。研究承认，严格限制社交接触的举措需要在18个月内反复实行。
　　在自然形成群体免疫或者有疫苗可用之前，要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采取极端的保持社交距离措施，直到接近2021年底。
　　经济大范围停摆包括英国、美国、中国和欧盟在内的主要经济体，多数政府现在的策略都是转向压制措施。
　　但股市市值和其他风险资产的大幅下跌，反应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经济成本。
　　压制措施已导致民航、旅游、公共交通、零售、餐饮、娱乐、个人服务等行业几乎完全陷入了瘫痪。
　　这些压制措施还威胁到生产和分销系统，以及向消费者运送食品和其他消费物资的能力。
　　这一突如其来的停摆殃及到销售、薪资、租金和税收，其连锁效应甚至会波及到那些不受政府正式关闭影响的经济领域。
　　自二战以来除了2001年9月世贸中心遭受恐怖袭击后的那几天以外，尚没有出现过类似的状况。
　　分担损失的机制作为回应，货币政策制定者已经将利率降至零，注入大量流动性，并承诺宽限债务和其他责任。
　　财政方面，政府已经承诺大幅减税，并/或增加公共支出，包括向个人和企业进行转移支付，以对抗经济危机。
　　截止目前，多数货币和财政措施在恢复信心方面收效不大，股市和其他风险资产价格持续下跌，投资人继续避险。
　　但是，对于非经济原因造成的企业活动停止，货币和财政刺激措施几乎无能为力。
　　顶多，决策者可以让社会来分担损失，将受创最严重的企业和个人的损失分散开来，让整个社会来分担。
　　降息就是将负债最沉重的借款人的损失分散给储户。转移支付则将受影响最大的企业和个人的损失让整体纳税人来承担。
　　损失共担是社会面临灾难性成本时的常规应对方式，通常首先通过商业保险来实现，但最终要通过财政和货币体系完成。
　　但损失共担并不能消除成本。在未来18个月中的大部分时间，停止大部分经济活动将产生巨大的成本，给金融市场带来沉重压力。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股市和油价下跌是完全合理的，反映出目前对于商业活动将在至少五个月、甚至长达两年的时间内严重减少的预期。
　　随着活动受抑的经济成本受到关注，决策者可能进一步调整策略，找到介于控制和缓解、社交距离和正常业务之间的一种综合策略。
　　在大部分情况下，当遇到令人不安的权衡时，决策者最终会选择中间路线，而非走极端。
　　在他们评估健康和经济成本时，决策者可能最终采取一种将抑制和缓解结合在一起的策略，试图控制疫情传播和死亡病例，同时重新启动部分经济领域，从而将金融和社会影响最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