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日本某小学发给家长的一份通知，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和讨论。信中大意为：
　　(1)大家知道、中国的武汉发生了新性肺炎;
　　(2)预防对策和流感一样，更要做好;
　　(3)随着疫情信息在新闻及网络上的扩散传播，请大家平等对待与中国及在武汉地区有生活关联的人，避免言论表述方面的歧视。恳请各位家长与孩子谈及此事时注重培养提高孩子正确的人权意识。
　　日本某小学给学生家长的一封信。
　　这封信之所以引起广泛讨论，一大原因是在我们被卷入这场疫情漩涡的同时，恐惧、怀疑、担忧与慌乱也将我们的情绪裹挟，全国多地出现了“围堵武汉人”的歧视言论与行为。甚至对流离失所的外地武汉人的热心救助，都会被斥为罪责。
　　在当下这个疫情攻坚战的严峻时期，我们有必要再次警醒自身：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而非我们的同胞。
　　灾难不仅会激发出人性中至善至美的一面，也会唤醒沉睡在人性中最野蛮卑劣的根性。诚然，在过去的几天里，无数闪耀着人性之光的时刻足以让人动容感泣：除夕之夜，承受巨大压力的一线医生崩溃大哭后，仍然顽强起身去抢救病患;吃方便面度过春节的医护人员，只能躺在地上休息极度疲累的身体;奉命奔赴疫区的女军医，在高铁上隔着车窗与丈夫儿女流泪挥别;只有口罩权作武装的送餐小哥冒着感染的风险，只为将热气腾腾的外卖送到医护人员手中;靠废品回收维生的八旬老人，将一万元现金交到募捐人员手里，拒绝留下自己的名字，等等。
　　但在这感人肺腑的合唱之中，也夹杂着野蛮的刺耳杂音。1月23日，武汉姗姗迟来的封闭城市的命令，奏响了杂音协奏曲的第一个音符。在此之前，人们不过是将“我从武汉来”当成是一句调侃，用以击退那些过年时喋喋不休的三姑六婆。但疫情消息的突然曝光，让武汉瞬间成为众矢之的。得知封锁消息仓猝连夜逃出武汉的30万人，被指责为不顾大局的自私自利之徒。次日，春运期间500万人离开武汉的消息，更给已经沸腾的舆论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
　　一名在武汉辛劳一年返乡回家的打工者，发现自己已经成了家乡的流亡者。亲戚鄙夷的目光，邻人的风言风语，像箭矢一样群集他们身上，她四岁的女儿被亲戚邻居的冷言恶语吓得直哭，却没有人来安慰饱受孤立惊吓的一家人，甚至连超市老板都不愿卖商品给他们。一名从武汉坐高铁回到山东老家的医学生，刚下车就惊讶地发现自己和许多人的个人信息都被泄露了，其中包括自己的姓名、住址和身份证号，仿佛武汉人已经成了全城通缉的要犯。他或许意想不到的是，河北正定县竟然真的发布通报，对武汉返乡没有登记的人员进行悬赏举报，开出了每名1000元的悬红价码。
　　甚至对流离失所的外地武汉人的热心救助，都会被斥为罪责。在大理，一名武汉籍的民宿客栈老板，因为在网上发布消息表示自己愿意接待被各家酒店拒之门外的老乡入住，就遭遇了暴风骤雨般的网络暴力。客栈附近的一辆湖北牌照的私家车被人砸破玻璃，客栈所在村子的村支书更直截了当地警告他，如果他再敢接待武汉客人，“我们把你营业执照吊销，把你赶出村。”
　　肺炎病毒一路攻城略地，对武汉人的恐慌、歧视和排斥扩大到了整个湖北省。汽车牌照上的“鄂”字和来电显示的武汉号码都能引起一阵不安。各地对湖北人严防死守，一些地区甚至到了非法拘禁的地步，强制给湖北住户的大门外用钢钉铁板进行封门隔离。
　　如今，春节假期的即将结束和返程高峰的到来，这种“他人即是瘟神”的恐慌排斥心态，终于推广到了所有的外地人身上。在北京，众多小区纷纷贴出通告，将返程来京的外地租户拒之门外。可想而知，或许再过几天，因人人自危的自我隔离而空空荡荡的北京街头，会游荡着多少无处可去的返乡人员。
　　“防疫，不是防武汉人!”
　　这句适时提出的口号，可以说是为污名之下的武汉人乃至湖北人和全体外地人正名的最佳说辞。这句言简意赅的口号阐述的道理如此简单明了，相信所有人都会点头称是。但正如一名身在外地受尽白眼的武汉人所发现的那样：
　　“自己离武汉远的时候，他们会高喊‘武汉加油’;但当他们发现武汉人就在身边时，就会大骂‘武汉人滚出去’!”
　　这一自我分裂的表现又散发着一股熟悉的味道——今天民众对武汉人的歧视和污名，在17年前非典爆发时，也曾被加在广东人的头上。在万众一心齐抗非典的高唱口号声中，广东人同样被视为到处乱窜的行瘟使者而饱受非议白眼，甚至加在他们头上的罪名爱吃野味也一模一样，只不过如今的蝙蝠在当年是果子狸。2001年冬天在京津两地蔓延的所谓艾滋病患者扎针事件，也曾引发了公众对本已饱受歧视的艾滋病人进一步的排斥和恐慌。在当年流传的谣言中，最极端的声音甚至叫嚣将那些艾滋病人抓起来关在一起，一把火统统烧死，这样艾滋病也可以彻底烧绝了根。
　　这些灭绝人性的极端话语，在今天听起来确实令人毛骨悚然，但想到不久前万人点赞的“武汉屠城”的微博，就会发现这种排斥、歧视和恐慌的集体心态有一条沾满火药的引线，每当某场疫病威胁到自己的利害的时候，这条引线便会点燃人性中最野蛮卑劣的一面，将仇恨的怒火烧向自己的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