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70年代的工业化自由市场世界，社会各阶层的人对于环境污染与个人健康之间的关系都变得日益关心起来。由于杀虫剂滥用、含铅涂料、石棉纤维、空气污染，以及使用添加剂的食品的危险日见明显，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的民众呼吁制定法规，限制对环境和食品的污染。
　　随着地球大气层臭氧空洞的发现，全世界的科学家开展了一场辩论，辩论的题目是为了防止地球保护性臭氧层的进一步污染、破坏，全球应负何种责任。同样，海洋生物学家也展开了越来越激烈的争论，题目是为了改变地球各大洋的不良状况和鱼类、珊瑚及哺乳动物遭遇的近乎灭绝的危险现状，世界各国应当共同承担何种责任。保护主义者把注意力转向全球野生动物的保护。生物学家如哈佛的E·O·威尔逊和史密森学会的托马斯·洛夫乔伊则提出警告：可能出现一次全球性动植物种群的灭绝事件，其规模之大，可以与白垩纪恐龙的绝种相比。
　　威尔逊提到了地球古代史上5次大规模灭绝事件的化石证据，接着问道：对于人类亲手造成的环境破坏，世界还能容忍多久?“有人相信人类所毁掉的，大自然会使其复生;这些数字应当使他们停下手来了。也许会复生，但是所用时间会很长，对现代人来说不会有任何意义。”
　　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哲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恩首先提出“地球村”的概念，指的是通过传播技术，把全世界紧紧地连在一起。随着人类进入20世纪的最后一个10年，这个概念在地球生态的意义上已经明显地印入人们的思想。环境保护主义者正在从宏观上考虑，设法改变相距遥远的地方如日本、阿拉斯加、俄罗斯、挪威的捕鲸政策。世界银行决定把生态问题列入向发展中国家发放贷款的审查标准。在许多科学家看来，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证明，如果认为控制毒性危险这个问题的解决，永远要受国家主权的制约，那将是愚蠢的。
　　1992年，美国选举了一位主张推行一项雄心勃勃的全球性马歇尔计划来保护环境的副总统。艾伯特·戈尔提出，除非在世界范围内大力改变人类的观念，再加上细致的国际管理体系和经济刺激，否则便很难保障地球生态的继续平衡。他引用持批评态度的环境保护主义者的话说：“对保持现状享有既得利益的人将会继续阻止任何有意义的变革，直到关心生态系统的多数公民站出来说话，并敦促他们的领导人采取措施，使地球恢复平衡。”
　　如此看来，在宏观的层面上，关于经济公平和发展、环境保护、对某些问题的条规的建立，已经产生了一种全球共用的感知。尽管在看法上和语意上还有分歧，但是早在柏林墙被推倒以前很久，对某些问题的观点的全球化已经越过意识形态的界线而产生。从那以后，全球化的速度更快了，尽管在美国以外，有人表示了相当大的担心，担心美国会对环境、通讯、发展等领域的全球化，在思想意识、文化观点、技术和经济方面占主导地位。
　　不过，直到人类免疫系统缺陷病毒出现以后，卫生全球化的局限性和必要性，才超越群众性接种和腹泻控制计划，而在更大范围内变得明显起来。自从1981年在纽约和加州的同性恋男子中发现艾滋病那一刻起，它就变成了一个折光棱镜，通过这个棱镜，正极光，也就是各种社会希望别国据以观察自己的正极光，被分割成千万个彼此不同的闪光小片。通过艾滋病这个棱镜，世界公共卫生专家就有可能看出人类的神圣组织，包括医疗机构，科学、宗教和司法体系，联合国，各种政治制度下的政府体制等等的虚伪、残酷、失败和无能。
　　著名科学家的结论是：如果人类免疫系统缺陷病毒是一个典型，那就可以说人类正面临极大的问题。对于这种新疾病的出现，人类的态度先是漠不关心，接着是对感染病毒者表示鄙视，最后则产生一种病态的无所谓的感觉，用一种自欺欺人的逻辑，使流行病合理化：有人说这种病毒是毫无害处的，有人说某些人群或种族具有特殊的功能，可以在感染人类免疫系统缺陷病毒后痊愈。他们说，历史自会判断20世纪80年代世界政治和宗教领导人的表现：到底是把他们视同17世纪伦敦的教士和贵族，自己逃离城市，留下贫苦大众去忍受腺鼠疫的折磨，还是历史更加宽容一些，仅仅认为他们是没有能力看到暴风雨，直到暴风雨夷平了他们的住处?
　　过去5年间，科学家，尤其是美国和法国的科学家，曾经表明他们的担心，说人类免疫系统缺陷病毒远远不是一次公共卫生方面的差错，而更可能是未来的问题的征兆。他们提出警告：尽管经过了艾滋病的惨剧，人类并没有学会对新的微生物作好准备和实施对应的办法。他们呼吁人们认清，任何一国的环境在微观层面上的变化都会在宏观层面上影响全球的生活。
　　毕竟，人类的宿敌是微生物。微生物并没有因为科学发明了医药、抗菌素和疫苗(天花是个突出的例外)而自行绝迹。在产业化时代以后，美国人和欧洲人虽然清理了他们的大小城市，微生物也没有消失。微生物当然更不会仅仅因为人类忽视它们的存在而寿终正寝。
　　恐惧在无法消除的情况下会变得非常厉害。在整个历史上，它都曾使某种疾病的患者受到终生的控制;在不那么严重的情况下，也会使人不当地耗费金钱和资源，去击退真正的或想象中的敌人。
　　总的说来，需要的只是一种关于疾病的新思维方式。不要把人类同微生物的关系看做一种历史的直线关系，若干世纪以来的总趋势是人类的风险越来越小;要寻求一种挑战性更强的看法，承认在人类身体的内部和外部，人类和微生物之间存在一种动荡的、非直线的状况。正如哈佛大学的迪克·莱文斯所说：“我们必须兼容并蓄，不求简单，不避复杂;必须寻求办法，来描写和理解一种我们看不见、却时刻受到其影响的生态。”
　　要做准备，必先了解。要想了解人类与巨大的千变万化的微生物世界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形成新的看法，将彼此分隔的领域如医学、环境、公共卫生、基础生态学、灵长生物学、人类表现、经济开发、文化考古、人权法律、昆虫学、寄生学、病毒学、细菌学、进化生物学和流行病学等等融为一体。
　　随着几代人的衰老，描述、认识人类在微生物学方面的各种烦恼的技能正在消失，而人类正洋洋得意于新的发现和医学的胜利，因而高枕无忧，对逼近的瘟疫却毫无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