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医生来宕东给王耶家做身体检查的事情特别顺利。
　　这事主要得益于久梁公社书记宫东华的支持。龙队长去公社找了宫书记，讲了宕东寨上王耶家孩子不能入学的前因后果，宫书记很重视。他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什么“蛊障”这一类东西都是迷信，没有任何科学道理，早就应该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他当着龙队长的面给公社卫生院院长打了电话，让他派一个医疗组到宕东去进行一次比较彻底的农村医疗卫生检查，扫除宕东老百姓心中的“蛊障”迷信。
　　公社卫生院派出的五人医疗组，由章占桂院长亲自带队，根据公社书记的指示，不仅重点对王耶的全家老小进行了身体检查，而且还分头深入每一家查看情况。
　　检查的结果，王耶家的每一个人除了一些小问题，身体基本健康，没有任何传染病，更不存在什么“蛊障”的问题。
　　晚上，队长召集全寨社员到学校开会，章院长在会上用带着浓重汉话腔的苗语跟社员们讲了“蛊障”是迷信，让大家相信科学、相信政府、相信医院，生病要去卫生院看病，身体不舒服要吃药打针，等等等等。
　　慧芳坐在社员的后面，她不太听得懂章院长的话，但是从社员们的表情上看，他们不仅听懂了，而且也信了院长的话。在苗家人心目中，政府的话，“噶雷(干部)”的话，都是有道理的，都是对的。
　　王耶第一次和大家坐在一起开会，他的脸上一直挂着抑制不住的从心里溢出来的喜悦。压在他们家身上几十年的“蛊障”终于被去掉了!他知道，不仅他的两个儿子可以和寨上别的娃娃一起上学读书了，而且，他以后也可以和大家一起做工了。这是在开会前龙队长跑到他家去跟他亲自说的。这原本是每一个社员都有的权利，但是，对于他这个“蛊障”来家庭来说，这一天，等了几十年，直到这个新来的女老师来了才得到。他心里对这位汉族女老师充满了感激，也头一回感受到，公社、大队、政府和“噶雷”真好。
　　当柳立峦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泛起一种特别的感觉，酸酸的，涩涩的。如今听起来，王耶家当时的这种感情，好像很有点滑稽和可笑。尤其是在新西兰这样的西方社会，没有哪个老百姓会把政府和官员当作救星和尊上。西方人认为，政府和官员是老百姓纳税供养的，为市民做好服务是他们的本分，做不好被老百姓批评乃至责骂是天经地义的事儿。而在中国那样有着几千年封建和农耕历史的社会，政府和百姓的关系常常被描述为父母官和子民。官员们做了对百姓有感的事儿，有利的事儿，老百姓会从心底里感恩戴德。这种朴素的感情，就这样祖祖辈辈延续下来了。哪怕是到了1949年以后成立的新政府，虽然被冠上了“人民”俩字，官员们常常自谦为“人民的勤务员”，他们的职责就是“为人民服务”。但在老百姓心目中，依然是沿袭了几千年的传统观念：官员是父母，百姓是子民，父母可以主宰子女的命运，子女要感激父母的恩惠。社会的结构，依然是以君臣关系为主轴的统治和被统治的内涵;这种社会形态，如果统治者不以私利为目的，其意识建立在某种信奉“天下为公”的宗教式政治信仰之上，在面临战争、疾病、贫困等政治和经济问题时，比西方的所谓民主社会要显得稳定得多。其实，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北朝鲜的状况与慧芳去宕东这个苗寨担任民办教师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有着某种惊人的相似。当然，至于这种社会形态以及其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实质结果是好是坏，在东放和西方的观念里，评判完全是两个极端。
　　1972年4月6日，经过一系列周折，宕东小学终于正式复课了。20个年龄从7岁到10岁的男孩子坐在了重新整修过的教室里。这是寨上所有的适龄儿童，包括王耶家的两个儿子。
　　开学前几天，慧芳到公社和大队的学校听了几堂观摩课，对农村教学有了基本的认知，按照今天的说法，这就算是她的入职培训了。尤其是在大队小学听了李老师的复式班教学课，让她第一次知道，在农村缺钱少米，无法聘请更多老师的情况下，复式教学是一种比较普遍的教学形态。所谓复式教学，也就是一个老师要给几个年级的学生同时上课。在给某个年级的学生上课的时候，别的年级的学生就自学。大一点的农村学校，各个班级分布在不同的教室，而像宕东这样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几个年级的学生们就只有挤在一个教室里上课了，顶多就是把不同年级的学生分开坐。
　　20个学生，根据年龄的不同被分配到不同的年级。一年级6个人，二年级8个人，三年级也是6个人。
　　课桌是请走街串巷的农村游动木匠根据城里学校的式样，用杉木打的双抽屉课桌，凳子也是杉木做的长凳。一张课桌坐两个学生，三个年级的学生被分成了三列。
　　慧芳穿了一身蓝色衣衫，这是她过年才做的新衣服，平时不怎么舍得穿，今天上课，她穿着这身新衣服，有一种仪式感：自己真的站在了讲台上，从现在开始，就是一个真正的老师了。
　　她用粉笔在用新土漆刚刷过的黑板上写下了“宕东小学”和“邱慧芳”两行字，然后转过身来，面对学生，说出来开学的第一句话：
　　“同学们，QIU黑板!”
　　学生们听到这句话，都面面相觑，愣住了。
　　慧芳以为大家没有听清楚，重复说了一次：“同学们，QIU黑板!”
　　听了老师的话，学生们悉悉索索左顾右盼，交头接耳。
　　看到学生们这么没有课堂纪律，不仅不好生听讲，反而交头接耳，慧芳用手拍打着黑板，再次认真地说：“不许讲话!QIU黑板!”
　　这时候，三年级前排的四个学生站了起来，离开课桌，走向黑板，一边两个抬起黑板，问慧芳：
　　“Laoshi,Mong ao bi diang heiban QIU meng hangna?”(老师，你让我们把黑板抬到哪里去?)
　　“怎么回事儿呀?我是要你们QIU黑板，不是叫你们Qiu黑板!”
　　说到这里，慧芳忽然一下子明白了，箭河汉话里的“QIU”，是“看”的意思，“QIU”黑板就是“看”黑板;看这几个学生的动作，原来苗语里面，“QIU”不是看，而是“丢掉”的意思!
　　这堂课，慧芳不知道怎么上下去了。她不懂苗话，学生们不熟悉汉语，像一座大山横亘在她和学生之间。
　　她曾经设想过来到宕东后将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她告诉自己，无论多苦，不管多难，都要坚持下去。她实在不敢想象，如果不干民办教师，回到箭河县城，一家五口只靠丈夫一个人二十几块钱的工资，怎么活得下去?
　　因为自己的成分是四类分子子女，又没有户口，孩子们也跟着自己当了“黑人”，无钱无粮，日子苦得实在没法说。
　　丈夫一个人每月有30斤的供应粮，这哪里够一家五口人吃?丈夫工资的绝大部分都用来到农民家去买粮食。国家供应粮的价格是一角三分八厘一斤，而农民家里的大米要卖到六角一斤。就算那二十几块钱工资全部用来买米，也买不到多少斤。如果不是平时母亲经常从三麦县家里背来一些米和红薯、洋芋接济他们，日子根本没法过。
　　每次煮饭，她都只能从米缸里舀一小碗米，每次都还要抖一抖，把米倒回去一些;然后，将这点米和着红薯、洋芋煮成一锅稀饭。吃饭的时候，她把四只碗一字排开，给前面的三个碗盛的都是米粒和红薯洋芋，这是给丈夫和两个长身体的儿子的。而第四只碗是给自己的，往往都只剩下淡淡的汤了，那是给自己的。
　　天天吃稀饭，两个儿子很容易就饿了。他们看到别人家孩子端出来的碗里总是干饭，老大玲珑就不太明白。有一次他问父亲：爸爸，为哪子别人家吃的是干饭，我们家总是吃稀饭呢?
　　丈夫是这么跟自己孩子说的：你知道吗?稀饭好呀，容易被身体吸收，有营养!你孩子家家的，不懂。
　　爸爸是孩子心中的神圣，是个知识分子，他的话当然孩子们都信了。
　　有一个星期天，大儿子玲珑到一个小朋友家玩，那家人留孩子在他家吃饭，吃的就是干饭。玲珑发现，干饭吃下去，很香，而且不容易饿!回到家，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对爸爸说：爸爸爸爸，你说稀饭有营养，但是你知道吗?干饭比稀饭好吃!
　　丈夫直直地看着孩子，半天没说话，只是默默背过身去。谁不知道干饭比稀饭好吃?可是，咱们家吃不起呀!但这话不能跟孩子说。
　　那样的日子，慧芳是一天也不想过了。现在，好不容易找到民办教师的工作，怎么能轻易放弃呢?
　　可是，苗话就像拦路虎一样，带着狰狞的笑，恶狠狠地挡在面前。
　　这该怎么办?

　　(待续)

　　2019年9月15日奥克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