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点：读者对事件的看法是，被告是把受害人往山崖边上撞，“他企图用车撞死受害人一家”，“⋯⋯就是蓄意谋杀。”“这么恶劣的事情，才判两年多太轻了吧，种族歧视的法律是摆设的吧?”
事实是检方并没有指控被告“蓄意谋杀”，检方只是指控被告企图谋杀(attempted murder)，但是检方后来决定撤销企图谋杀的指控。我认为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因为被告是“⋯⋯故意开车撞击受害人车的尾部，造成受害人的车失控，撞上路边，在空中翻转后落在被告的车顶上，但此时被告突然刹车导致受害人的车持续地在路边滑行，差一点儿就滑落到路旁的大斜坡下。”如果被告在受害人的车停在路旁，但还没有滑落到路旁的大斜坡下时，继续把受害人的车往大斜坡下推进，那就有足够的事实依据指控被告是“企图”谋杀或伤害。
两年半的有期徒刑太轻了吗?从受害人的角度来看，没有一个刑期可以让受害人满意，因为事件对受害人的伤害是永久的，不是短暂的。但是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判刑是针对被告的行为做出回应，而且法官也必须依法给予被告应得的减刑。如果法官是情绪化的判刑，反而可能造成更多的不公不义。据我所知，检方已在周一证实将对法官判定被告的刑期提出上诉，读者不妨静待上诉法院的判决。
第二点是受害人想说的话，没有在法庭中充分表达。受害人并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一部分没有能够在法庭中充分表达，这里我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受害人表达自己看法的方式。首先，如果被告认罪，受害人就没有出庭作证的需要。在被告认罪或被定罪之后，法官会依据判刑法第24A条指示专责人员询问受害人是否愿意参加被告和受害人的座谈会(restorative justice conference)。这个座谈会的目的是让受害人和被告在专业人员安排下见面，让受害人表达事件对其的伤害和影响等等之后，再由被告直接向受害人道歉或表达对自己错误决定的悔过等等。这个座谈会属于志愿性，不强求。也就是说，受害人或被告都可以拒绝参与这个座谈会。如果有座谈会，那就会有一份座谈会的报告提交给法庭。除了这个座谈会之外，法院还有受害人顾问，有时也会是警方直接和受害人联系，询问受害人是否有意愿向法庭提交受害人对事件的伤害和影响的“受害人所受影响陈词”(victim impact statement)。陈述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书面，一种是当庭陈述。从此次事件的判决书来看，受害人是用书面的方式陈述此次事件对受害人的伤害，没有座谈会的报告。至于为何受害人想说的话，没有能够在法庭中充分表达，我的建议是受害人应该与受害人顾问取得联系，表明自己为何未能在法庭中充分表达，作为日后改进的方向。
第三点是将仇视性犯罪列为刑法之一，而不是依据判刑法第9(1)(h)条的理由加重刑期。关于这个诉求，我认为现行判刑法已经明确准许法官，如果犯罪人的犯罪原因是因为仇视的因素，即可加重犯罪人的刑期。因此不适合以修法的方式，将仇视性犯罪单独列在刑法下。如果列入刑法，就表示检方所有的指控必须是超越合理的怀疑后才能定罪。例如，如果刑法界定的不清楚，反而会让仇视性的行为模糊不清。但是现行的规定，只需检方提出事证，法官就有依据裁定被告的犯罪行为是否为仇视性犯罪，反而简单。
通过上述三点，我的结论是：1)检方已经决定上诉，静待消息;2)如果此次事件的受害人觉得未能在法庭中充分表达，建议向法院受害人顾问提出改进方式;和3)将仇视性犯罪列为刑法之一，反而提高了检方举证的门槛，更不利受害人，因此不宜列为单独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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