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1万名考生参加今年中国高考，创历史新高。近年大学窄门已逐渐放宽，高考录取率从2006年的五成七提高到2018年的八成一。高考这个中国选拔人才的机制仍不脱严酷格局，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估计今年约二百万人名落孙山。要考上好大学先要进入全省最好的高中，因此从幼儿园开始，都是竞争的战场，也造就了房地产商以高录取率学校为卖点，让农村与基层学子，更难挤进窄门。
　　二零一九年六月七日，是中国“端午小长假”的第一天。早八点三十分，端坐在全中国七千五百个考点、三十一万个考场中的共一千零三十一万名考生在同一时间翻开了面前的试卷。考生们正在经历的，是用尽自己十八年精力去准备的一次考试，也毫无疑问将成为他们人生的一座里程碑——二零一九年的中国高考，正是在这一刻拉开序幕。
　　从民国时期各省各校灵活录取的自主招生，到一九四九年后建立全国统一的高校录取制度，中国的“高考”曾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也随着文革的落幕而复兴。在高考制度恢复四十二年后的二零一九年，作为目前中国最为普遍的人才选拔方式，高考依然是千万学子期望一跃而过的龙门。作为学生成长道路上必经的魔鬼试炼，如今的高考，依旧尽力闪烁着“尊重努力，尊重人才”
　　的光芒，也年复一年地寄托着中国人对“知识改变命运”的殷切盼望，和对打破阶级界线、实现社会公平的期待。
　　高考，全称是“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是中国每年固定于六月七日、八日(部分地区延长至九日)举行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绝大部分报名考生将在两天内完成必考内容(语文、数学、外语)及选考内容共四场考试，而这四场考试的成绩，将会决定考生未来是否能进入、或进入哪一所大学，接受哪一种类型的高等教育。
　　家长比考生紧张“我应该比孩子还紧张，昨天晚上一晚上都没睡好。”许女士的声音微微颤抖着。六月七日早上十一点，距离高考第一科语文考试结束还有半个小时，许女士就读于深圳中学高三文科班的女儿此时正在场内奋笔疾书，而她本人早已经撑起阳伞，焦急地守在了深中考点门外。虽然眉宇间有挥之不去的担忧，但谈起自己的女儿，许女士却显得淡定很多：“孩子不紧张，只希望她能够正常发挥，她已经模拟考试了那么多次。”
　　但事实是，除开指导高考考生备考的教师，以及考生本人，没有人能想象在考场内度过的两天约九小时考试时间里，他们需要完成的是何种难度的考题，面对的是何种程度的“刁难”：早上要藉语文考试的作文题针对“热爱劳动”发表演讲，下午还要在数学考试中面对“被维纳斯支配的恐惧”——二零一九年高考数学全国一卷第四题，以著名的雕塑“断臂维纳斯”为例，考生须根据题目给出的黄金分割比例计算人体身高。而无论是包含历史、地理、政治三科的“文科综合”，还是结合物理、化学、生物三科的“理科综合”，都要求考生均衡发展，不能有明显的漏洞和偏科。毫不夸张地说，身为中国的高考考生，理应做到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以至于有不少中国年轻人相信，自己已经在高考前后到达了一生之中“知识的巅峰”。
　　“那时真的是什么题都要做，做到完全熟练为止。高考卷子上的题虽然都是新的题，但是相同的题型我至少做过一百遍。”
　　二十四岁的小思(化名)如今已经是中国某二线城市事业单位里的一名职员，但提及“高考”两个字，她仍然激动得彷佛刚刚收拾好桌面上的参考书一般：“高中三年根本没有周末可言，一周七天要上六天课，剩下一天还要到校考半天试，然后当堂批改之后评讲。每天晚上学校会安排半强制性的晚自习，做卷子讲题，从七点一直上到十点。”除了应付学校的课程和复习计划，每周五晚上小思还会找校外的“名师”补习，一次两个半小时。她曾经试过一晚做完五张试卷，仅高三一年的复习题迭在一起就有一人多高。学校里的课桌也被铺天盖地的参考书堆满，在校学习时的样子如同一头扎进漆黑的山洞。“你就算上课躲在书堆里睡觉，也基本上不会有人看见。”
　　对小思而言，高三阶段每天最幸福的瞬间，竟然是课间休息，那时她会叮嘱自己的同桌：“不要吵醒我，我睡一会儿。”然后两个人一起很有默契地眯缝着眼睛小憩，即使短短十分钟之中根本无法做到深度睡眠，但再睁开眼睛时，也会觉得如同重新充满电一般精神满满。
　　小思就读于本市第一、全省前三、全国排名前五十的中学，这意味着，她身边或亲或疏的每一个同学，都是她的竞争者。
　　然而如果单单以中国高考的录取率作为标准，很难体会到这一竞争压力：近年来，中国高考的毛入学率(入学人数占适龄人群的比例)超过百分之四十，二零一九年更有望突破百分之五十;二零一八年，全国共有九百七十五万人参加高考，七百九十点九九万人获录取，录取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一点一三，而这一数字在十年前的二零零八年，只有百分之五十七点八七，相比起刚刚恢复高考的一九七七年的百分之五录取率，更高得如同一个天文数字。曾几何时，中国高考被称作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而仅从录取率上来看，高考的“独木桥”似乎早已改建成了八车道的跨海大桥，能驶到对岸的是绝大多数人。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录取率这个数字，原来这么高的吗?”高考录取率的飙升，源于近年来高校不断扩张的招生名额。然而名校出身的小思却从来不知道高考还有“录取率”的说法，对她来说，“九八五”、“二一一”这些数字要显得重要的多——它们分别意味着不同的中国高校建设计划，在考生心目中，它们为国内大学划定了座次。
　　“九八五院校”指的是中国教育部于一九九八年开始推行的重点建设国内部分高校创建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的教育工程，入选的三十九所大学可被视为全中国的顶尖高校，人们熟知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正是其中翘楚;而“二一一工程”的含义则是指“面向二十一世纪重点建设的一百所院校”，共有一百一十二所大学入选，可被视为中国的百强院校;这两种概念在二零一五年之后，又逐渐被“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即“双一流”的概念所取代，后者包括四十二所一流大学、共一百四十所高校的四百六十五个一流学科，“双一流”亦被视为中国高校等级划分的新标准。
　　而在“九八五、二一一”等名校标准之下，还有“一批、二批、三批”的本科标准和专科、职业学校标准。毫不夸张地说，按照这样的标准界定，中国国内的高等院校至少被划分为八至九个不同等级。预计二零一九年的一千零三十一万高考考生中，将有超过八百万人能够入读大学，但这八百万人所进入的高校可谓天差地别。
　　在高考恢复四十二年后的今天，“考大学”已经不再是年轻学子面对的世纪难题，高考的难度在于“如何进入一所好大学”：以二零一八年的数据作为参考，在全国三十个省份及自治区中，考生获得本科第一批次录取院校(教育部直属高校、二一一工程院校等)录取的比例最高为北京市的百分之三十点五，意指一百个北京考生中，大约有三十人能进入本科一批次的重点高校，而剩下的考生只能选择省级政府所属的非重点本科院校、民办本科院校及高等职业教育院校、专科院校等。其中，这三十名获一批本科录取的学生，又有十四人可以进入“二一一工程”下属的名校——在被称为“高考大省”的河南省，这一数字则只有区区百分之四，即进入“二一一”学校的人数为四人。“要么你是尖子学校的尖子，要么你是普通学校的尖子，反正如果想进‘九八五、二一一’，你就得是尖子。”面对高考“名校之争”的难题，某高中老师这样说道。而高考录取的难度更直接体现在高考试卷的难度上,只有用超高难度的试题，才能最大程度筛选出精英和人才。
　　六月七日的深圳中学门前，张贴着几乎绵延了一整条街的红榜，上面写满了二零一八年优秀毕业生的名字，当中不乏进入哈佛大学等海外名校的学生，更多的人则选择国内的顶尖高校作为自己人生的下一站，贴满几面墙的大红招贴上，全是“九八五、二一一”高校的录取者：“全深圳市最优秀的学生都在这里，这个学校哦，每年都有二三十个人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你们等到月底再来看，到那时这里写的就都是今年毕业生的名字了。”考场外家长刘先生略带骄傲地望向红榜，情不自禁为深圳中学做起了活广告，彷佛下一个出现在名单上的就是自己的孩子。
　　超级中学汇聚尖子生在中国，像深圳中学这样汇聚省内尖子生、为国内顶尖高校输送人才的“超级中学”不少，当中更不乏如河北衡水中学、安徽毛坦厂中学等全军事化管理、以提高学生成绩为第一要义的“高考工厂”。这些中学在学生水平、师资力量以及其他教育资源上都实现垄断：学校里有最优秀的老师、最多的竞赛机会和最充足的自主招生名额，而从这些学校毕业的学生也将顺理成章地进入北大、清华，霸占高考省内排名的前五十、前一百名。
　　这样的竞争，并非由高中才开始。为了进入全省最好的高中，家长们费尽心思：孩子一定要从全省最优秀的初中毕业，进入一流高中的机率才会提升。依照这个规律推演，初中、小学到幼儿园，无不是学生、学生家长们竞争的战场。更有商人在当中嗅到了商机——国内某二线城市，进入全市第一流的私立小学不靠排名也不靠抽签，靠的是买房。就读学生的家长必须购买一套指定房地产公司开发的房产，以此换取学生就读的学位。而进入这间小学的学生等于半只脚已经迈入“超级中学”的大门——省内最有名的“超级中学”，正是这所私立小学的配套中学。在学生的教育水平逐渐与金钱、财富和资源挂钩的今天，“寒门出贵子”彷佛越来越像一个飘渺而不切实际的愿望。
　　不可否认的是，无论“高考”的背后意味着怎样的生源和教育资源竞争，其考试制度依然是一个相对公平的人才选拔方式。
　　时至今日，依然没有任何一个比高考更公平的考试制度，且中国官方也不断出台相关政策，力图使得“应试”层面的高考更加公平。
　　这种“制度公平”，同时体现在收窄高考之外的“录取快捷方式”和对贫困生、贫困地区的政策偏斜之上。
　　高校自主招生制度紧缩近几年，由国内知名高校自主命题、面试选拔优秀人才的自主招生制度逐渐紧缩，教育部规定高校自主招生人数不能超过学校年度本科招生计划总数的百分之五，对于自主招生学生的资格审核也更加严苛。而由二零一八年高考开始，更全面取消了体育特长生、中学生奥赛得奖学生、省级优秀学生等五项原高考加分项目，这些政策改变提升了高考成绩的价值和含金量，变相将所有考生拉回到同一起跑在线。而针对贫困地区的贫困考生，国家也出台了相关的帮扶政策。根据教育部规定，贫困地区学生可通过申请报考“贫困地区专项招生计划”下属的高校降分录取。达到相关高校投档录取要求的贫困地区考生，同等条件下可获得优先录取。
　　二零一七年，上海市首次施行“外语一年两考”的考试形式，考生一年中参加两次外语考试，可选择其中较好的一次成绩计入高考分数。传统“一考定终身”的观念，正在随着中国高考制度的改革而悄然发生变化。然而高考于考生而言，是停靠站，但绝非终点站。高考之后的人生，显然要比高千万人冲高考窄门看中国人才选拔严酷格局考本身来得久远也重要的多。“现在孩子正在高考，当然是高考这件事最重要。可是我想(孩子进了大学)以后，以后的路怎么走，还是以后更重要。”深圳中学高考考生家长张女士若有所思地轻声说道。很多中国的年轻人直到毕业前才发现，他们期待了十八年的大学生活，原来是步入社会生活前最后的避风港。
　　六月十日，第三方社会调查机构麦可思研究院发布《二零一九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就业蓝皮书)显示，二零一八届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为百分之九十一点五，本科毕业生就业率持续缓慢下降;毕业生平均月收入为人民币四千六百二十四元(约六百八十美元)，其中本科毕业生平均月收入为五千一百三十五元，虽然远高于中国城镇居民月均可支配收入三千二百七十一元，但是凭这样的月收入，显然难以维持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生活。《就业蓝皮书》中还提及了“本科就业红牌专业”，即就业率低的专业，包括历史学、应用心理学、法学等专业，大部分为人文、艺术类专业。虽然教育部门试图通过调整高考制度，打破文科、理科在高中学习阶段的界限，培养复合型人才，但反映在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中，人文学科的竞争力依然十分有限。
　　考进大学真的意味着万事大吉吗?考进名校能保证后半生高枕无忧吗?“北大毕业生菜卖猪肉”的奇闻绝非编造，而以上的问题也不过是美丽的谎言。《就业蓝皮书》指出，虽然中国高校本科毕业生就业率持续下降，但高等职业学校、专科学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却稳中有升。二零一九年二月国务院印发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同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则提出，二零一九年将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报考高等职业院校，扩招一百万人，这一数字占到了二零一八年全年专科招生人数的近三分之一。
　　长期以来，专科学校、高等职业学校被视为低分学生的“收容站”，但相比于“空中楼阁”般的理论研究，高等职业教育在培养应用型人才、专业技术人才等方面显然更有优势。专科学校、职业学校的学生不是“下等人”也并非“失败者”，走出校门，他们将与其他本科毕业生在同等的社会空间中再做较量。
　　高考成为必经的成人礼“现在可跟我们那时不一样了。”作为二十年前参加高考的“过来人”，深圳中学来送考的家长刘先生坚持守在考点门前，除了让孩子安心之外，原因还有一个：“站在这儿也能想到当年的自己。”四十二年间，数以亿计的学子经历地狱般的磨练，在激烈的竞争中搏杀，在考场上梦圆梦碎。他们的情感彼此共鸣，面目互相重迭。于中国人而言，高考早已成为一场必经的“成人礼”。挤出这道窄门，方能望见更广阔的社会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