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一位11岁英国男孩被英国警察以种族加重攻击罪起诉，起因是他和同学在操场打架，并且称对方是“巴基斯坦猪”。尽管起诉随后被撤销，但这个案子被言论自由人士反覆提起，以证明“仇恨言论”一旦刑法化，可能被滥用到尴尬的境地。
　　新西兰会陷入这样的境地吗?答案不得而知。建国百年，新西兰只在1979年起诉过一次仇恨言论。但在不远的将来，新西兰很可能需要面对越来越多的网络仇恨谩骂。尤其是基督城枪击案后，对难民、移民和社会现象不满很可能引发社交平台层出不穷的极端言论。
　　枪击案本身就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对民族仇恨、种族仇恨与宗教仇恨的一次“病毒式传播”。所有证据表明，这是一起恐怖的、冷血的恐怖袭击，枪手的一举一动看上去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精心策划的：他在发动袭击之前确保他的长篇宣言在网络上发布，他以此为乐，发动袭击并进行直播，他指望人们进行分享，以此来打败或至少挫败社交网络想要清除它的企图。这是仇恨言论最极端的一次发酵。
　　在枪击案发生后，新西兰各大政党迅速达成共识，7天内通过了禁枪法案。然而与枪支法改革不同，仇恨言论的修法则是进入了一场持久战阶段：工党司法部长AndrewLittle宣布考虑修改法律，但只有绿党义无反顾的支持，新西兰优先党、国家党和行动党都变得谨慎起来，不但希望看到具体提案，而且还要求任何立法改变都必须捍卫言论自由的边界。
　　言论自由，这颗诞生于法国大革命《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的西方民主制度的明珠，两百多年后终于迎来了最大挑战。仇恨言论可以享受言论自由吗?极端观点有表达的合理性吗?在美国，就算是仇恨言论也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而在德国，由于受过纳粹洗礼，任何仇恨言论根据《反煽动法》(Volksverhetzung)最高处罚为五年监禁。可见不同国家有不同规定，而且随著全球恐袭事件和难民事件的交织上演，新西兰无法再独善其身。
　　就目前来看，新西兰的仇恨言论立法是相当克制的。克制体现在对仇恨言论的界定上：根据1993年《人权法案》，针对“某群体的肤色、种族、民族或国家籍贯”而发布或散布“威胁性的、侮辱性的或攻击性的……语言文字”，并且可能导致对该群体的敌意或蔑视是非法的;但第131条明确规定只有引发“种族不谐”才满足仇恨言论的定义。像宗教团体、性取向和性别都不受到保护。
　　比如新西兰人说“同性恋是褻童犯”，尽管这个观点可能是建立在仇恨之上的偏见，但它不是仇恨言论;但如果说“中国人是病夫”，这就是明白无误的仇恨言论了，需要承担法律后果。
　　立法者的考虑是：新西兰作为移民国家，有四分之一公民出生在海外，境内生活著200多个民族，不同种族和民族不应受到仇恨言论的挑拨和教唆。这种立法是现实的、狭窄的，它给予了仇恨言论相当大的活动空间——因针对宗教团体、性取向和性别等的仇恨观点只能交给诽谤法来维护。
　　迄今为止新西兰唯一一桩仇恨言论案件发生在1979年。当时极右主义者Colin King-Ansell因散发反犹宣传手册而违反《种族关系法》(该法后来被吸收进《人权法案》)。他被判入狱三个月，经过上诉后以罚款400纽币了结。这是新西兰唯一一次给仇恨言论定罪。
　　问题在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带来的观点大爆炸很可能让静态法律相形见絀，在这方面欧盟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由于境内先后爆发债务危机、难民危机、恐袭危机和脱欧危机，欧盟民众不堪重负，通过网络社交平台发布仇恨言论成为常见现象。各种极端民族仇恨、种族仇恨、政治仇恨和个体仇恨言论利用网络平台互动性强、传播速度快、用户基数大和年轻化等特点，给欧盟的团结、安全和稳定带来了极大威胁。
　　再也无法冷眼旁观的欧盟终于将仇恨言论的治理提上日程，不但摒弃之前视言论自由为不可触碰的“禁区”的想法，而且建立了网络仇恨言论的举报审核机制，给言论自由设置了红绿灯。
　　欧盟在2017年批准网络社交平台禁止仇恨言论的立法提案，给网络言论戴上“紧箍咒”;同时通过“长臂管辖”原则向美国四大网络社交媒体平台施压，要求签订打击非法网络仇恨言论的“行为准则”。
　　但行动党党魁David Seymour说，给仇恨言论划出边界本身，可能会封杀关于言论自由的讨论。他援引了最近发生在英国的一个案例，案例中的男子因在推特发表“变性女人不是真正女人”而被警方调查。他说发表这样的言论不应该成为犯罪，这样的案例只会阻止更多关于争议现象的讨论。
　　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的Eddie Clark博士认为，如果仇恨言论立法修改，类似案件也会在新西兰发生：“它可能封杀一些人们认为值得讨论的问题的讨论，但有些人会认为，这些讨论本身就是仇恨言论。”
　　“探讨同性恋是否都是恋童癖，本身就会被视为是具有攻击性的话题……因为我们知道，这种观点本身就是不好的。”
　　而绿党议员Golriz Ghahraman说，新西兰人有能力分辨什么是仇恨言论、什么不是。
　　“比如，我认为我们接纳了太多难民，它加重了我们的住房危机：这种观点就没问题。”Ghahraman说，“但‘难民是强姦犯’或‘穆斯林都殴打他们的女人’，这样的表述本身无法引起讨论。你完全可以说’出于文化顾虑，我们需要考虑允许哪些人来新西兰’，后者才会有助于展开一场真正的讨论。”
　　Seymour说，他担心的是仇恨言论法律过度执行和可能带来反效果。过度执法可能导致人们丧失对法律本身的尊重。
　　“如果你的目标是保护穆斯林，如果你对那些持不同想法的人反应过度，甚至把他们送进监狱，出于逆反心理人们会失去对法律的尊重。人们会认为民主制度是偏私的，”他说。
　　去年发生在英国、并且波及新西兰的Tommy Robinson事件就是证明。Robinson是一位英国国家主义者，由于通过Facebook视频直播一场利兹法庭审判而被判坐牢13个月。该审判是关于9名穆斯林男子性骚扰白人女性的案件，法院担心引发民众的反穆斯林情绪，要求不得对该案件进行新闻报道，Robinson因藐视法庭而被捕。
　　在Robinson的支持者看来，法院决定是对合理信息的压制，13个月的监禁更是惩罚过重。之后Robinson因评论“伊斯兰教支持杀人”而被推特以“仇恨行为”永久封号，此举彻底点燃了支持者的怒火，超过上千人上街游行。7月14日，在奥克兰、惠灵顿和基督城同时发生大规模示威活动，要求英国政府尊重言论自由和释放Tommy Robinson。
　　新西兰是否会步上英国后尘，对仇恨言论加强立法?奥克兰理工大学历史教授Paul Moon说这样的进程是可怕的：“人们将害怕在这个国家因言获罪。”
　　梅西大学教授Paul Spoonley也不建议新西兰加强对仇恨言论的立法，但他的理由比较特别：他说新西兰跟世界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对移民的包容——而移民往往是仇恨言论首当其冲的对象。他说考虑到新西兰的与众不同，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模式很可能是错误的。
　　但绿党议员Golriz Ghahraman说在基督城枪击案之后，仇恨言论的威胁变得分外真切：“恐怖分子的枪上就写著移民契约，至少我们知道(立法)该从哪儿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