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药材换来的97块钱都是纸币。有九张10元的，一张5元的，还有两张1元的，放在一起是不薄的一小沓。
这钱可不能丢了。为了安全，慧芳找了一块布，在衣服内侧缝了一个袋子，把钱装在里面，再用针线把袋子的口给缝上。
“97块钱，这钱在当时真的算很多吗?”
我问柳立峦。
“对现在来讲，当然不多，甚至连请人吃餐饭都显得寒碜。可是，在当时，这可是一笔大钱。大钱是什么意思?那是我们的土话，也就是巨款的意思，至少对我们那个五口之家来说是这样。”柳立峦解释说。
“我知道，这钱不算小钱。可是，从你的描述中，你母亲在这笔钱面前是犯了踌躇的，你没说明，不，是你还没来得及说具体是什么原因。我想知道，在你妈妈心里，这笔钱到底有多大分量?”
“还是举例来说吧。当时国家粮站供应大米的价格是每斤1毛三分五厘，那么这笔钱可以买718斤大米。当然，当时你要是拿着这钱去买米，粮店不会卖给你这么多，为什么?
因为当时粮油什么的生活必需品，是定量配给供应的，要凭购粮证，不给你多买。按照今天的价格，在中国，不，这个范围太大，还是按照富洲当地现在市场上的粮价来算，一斤米大概需要三块钱，这七百多斤大米也就两千块钱出头，现如今在中国谁还把两千元当钱?但是，我妈妈当时的报酬是每个月10块钱，这么算起来，这97块钱，也就相当于10个月的工资。
今天富洲省一个乡村教师的工资大概4000元，10个月就是4万元。这就不是小钱了。”
我点点头：“我来换一个角度看这件事情。拿新西兰来说话，现在据说全国年均收入大约是5万纽币，十个月的话，也有4万出头。
要是我手上拿着这么一笔钱，可以自己支配，我会不会动心?坦白说，我不知道。你妈妈当时是什么原因犯难了?是不是也是同样的原因?”
柳立峦说：“对于一个乡村民办教师来说，手里拿着相当于10个月工资的钱，不能不说是一个考验。因为，当时实在是太穷了，不光我们家穷，全国老百姓都穷。而我们家更是，穷得一家人饭都吃不饱。我记不得什么时候了，反正曾经问过妈妈，在那个时候，手里捏着97元钱，有没有想过，这笔钱，除了给女孩们交学费，让她们走进学堂，剩下的，可以自己支配?你知道我妈妈怎么说吗?”
“让我猜是吧?”我想了一下，说，“猜不出来。因为我没有你妈妈那样的生活和生命经历，很难将自己置入她当时的角色。”
“我妈妈瞪大了眼睛看着我：你说什么呢?你妈你还不知道?你这个问题都不该问!你知道我妈的意思吗?她压根儿就没有动过半点别的念头!因为这钱，是孩子们辛辛苦苦上山采的，包括那些没上学又想上学的女孩子。而且，从一开始就告诉了孩子们，卖来的钱将会用来干什么。孩子们听说是用来给‘黛格’们(女孩们)上学交学费用的，采药的时候都特别卖力。”
“境界，这就是境界!”我说，“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境界。不光是今天的人们是这样，就算在当时，换一个人，不是你妈妈，恐怕也未必这么想。”
“你算是说得对吧。因为后来我妈妈在宕东为学校和乡亲们做的事儿，如果没有这样的操守支撑，恐怕做不到。”
“你妈妈都做了哪些让人敬佩的事儿?”
“急什么?以后会跟你说，剧情还没演绎到那个时候，不是吗?”
照例，柳德兴在街上为背着小儿子的妻子拦了一辆卡车，让妻子搭到久梁。从那里去宕东就只有8里山路，这样一来，妻子回去的路就没那么辛苦了。
他是县林业局的干部，拿着工作证来搭车，无论是哪里来的司机们，省林业运输公司(简称省林汽)的也好，州林汽的也罢，都是来箭河拉木材的，一般都会给面子。
慧芳坐进了一辆卡车的驾驶室，让背在背上的小儿子挥手跟爸爸再见。
看着卡车在凸凹不平的街道上摇摇晃晃地驶离，柳德兴久久地站在马路边凝视着没有离开。
汽车消失在视线里的一瞬间，他心里兀然泛起一股有点酸楚还有些苦涩的涟漪。
他说不清楚这是一种什么感觉。结婚以后，妻子一直拼命地干活，抬木头装卸车、打砂、缝纫，只要能挣钱，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辛苦不要紧，还时常遭受常人所难以忍受的歧视和委屈。因为这些，他心里向来对妻子觉得十分歉疚和怜惜，要是可能，他愿意去替妻子受这些罪，可是他却没有一点办法。一来，自己要工作，分不开身;二来，如果妻子不去乡下当民办教师多挣一点钱和口粮，留在县城，因为阶级成分问题，她连去储木场当木材装卸工的资格都没有，靠他一个人二十几块钱的月工资和27斤的配给供应粮食，根本养不活一家5口人。
看着别的同事和邻居，娶的是非农业户口甚至有工作的妻子，日子过得甜甜美美，无忧无虑，自己的家庭和生活跟他们相比，人家是天上，自己是地下，他有时不得不怀疑自己的婚姻选择是不是错了。
生活似乎在向他展现一种残酷的现实：婚姻，绝对不是仅仅靠一份感情就能支撑和维持，还有柴米油盐，甚至还跟阶级成分、经济收入、是否有工作等等，都有很大关系。
可是每当产生这样的心绪的时候，他就会谴责和责备自己：妻子自从嫁给自己，吃了那么多的苦，却从不埋怨，自己作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怎么可以产生这样的想法?
妻子因为在乡下教书，时常他都是一个人在县城工作、生活。陪伴他的，除了孤独，就是这种挥之不去、时不时就会来缠绕他的矛盾心情;他经常要求到乡下出差，一来是为了排遣孤独和矛盾，更重要的，是每天可以报两毛五分钱的出差费。这钱虽然不多，但俗话说，蚂蚱也是肉，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好一点。
慧芳背着小儿子在久梁公社下了车，跟司机道了谢，在路边的人家讨了一口水喝，就踏上了去宕东的山路。
天还没黑，就回到了宕东学校。门环是扣上的，这意味着里面没人。老大和老二两个孩子去哪里了?她有点着急，后来一想，应该在龙队长家。
她没有进屋，转身就朝龙队长家走去。一敲开门，自己的两个孩子果然在里面，一个人捧着一只土碗用手抓着里面的米饭和渣辣菜吃。
原来她去县城的这两天，每天下午，俩孩子就被龙队长的妻子叫到他们家里去吃饭。
“Da，BufuMu(.姑妈，谢谢您!)”慧芳向队长妻子道谢。
“Duomu(舅妈)，谢什么?我不是他们的姑妈嘛?”队长妻子拿了另一只土碗，一边给慧芳盛饭，一边跟慧芳说话，“快放下孩子，你也来随便将就吃一点，不用自己做了。”
慧芳赶紧接过队长妻子递过来的碗。随话说，路不走生草，人不走不亲。来宕东任教以后，认了龙队长家为姑爹姑妈，几个月过去了，两家的关系变得就像真的姑舅亲戚一样，让慧芳感到很温暖。
来龙队长家不仅仅是来找孩子的，主要的目的是要跟龙队长汇报卖药材的事儿。
龙队长从吊脚楼下面喂完牛上来了，跟慧芳打了招呼，坐在火塘面对慧芳的另一边。
“Daiyiu(姑爹)，这次药材卖了97块钱。多亏你开的证明，虽然收药材的人我们认得，是我爱人在隔壁县的老乡，但是，没有证明他们是不能收的。”
“97块钱?”龙队长显然有些意外，“不少嘛，以后要让Jidai们(小孩们)多去采一些，给学校多搞点费用。”
“我也是这么想。以后学校可以买点乐器呀，篮球呀，笔墨纸张呀，让娃娃们可以多搞点课外活动，而不是只是在教室里读书，还可以用来给考试考得好的学生们发奖品。不过那是以后的事儿，现在，想跟你商量一下这97块钱怎么用。”
“老师，哦，不，舅妈，”龙队长一般习惯称慧芳做老师，但是慧芳姑爹长姑爹短的称呼他，他也换称呼来表示亲近，“这钱是你带娃娃们采药换来的，咋个用嘛，我又不懂学校的事情，你做主就可以了，反正都是用在学校和娃娃们身上。”
“你答应我的，帮我动员寨子上的女娃娃们来读书。”
“这个当然，我说话算数，我让我女儿阿格第一个报名读书。”龙队长“宣誓”般地对慧芳说。
旁边的阿格听到爸爸的话，高兴地咧开嘴笑了。采药的女孩中，她是最积极的一个。
慧芳接着说：“太好了!阿格，你听到了?
好，这笔钱首先是用来给阿格她们做学费，交到公社学区去。但是，我算了一下，寨上有12个适龄女娃娃，你问哪样是适龄?适龄是汉话，也就是适合读书的年龄。每个学生5块钱学费，也才需要60块钱，还剩下37块钱，我有一个想法，想带娃娃们再多采一些药，然后用这些钱来做一样事情......”
“哪样事情?”龙队长问。
当慧芳说出自己的想法的时候，龙队长猛地抬起头，瞪大着眼睛看着慧芳，一下子站了起来，喊道：“老师，这恐怕不行!”
慧芳到底说出了什么样的想法让龙队长反应这么大呢?
(待续)
2019年12月8日
奥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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