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读者加了我微信，跟我交谈，说自己是“那些终将被忘却的日月”这个专栏所叙述的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对“民办教师”这个概念算得上比较了解，但是对“复式教学”就不是十分清楚。
　　交谈中，我了解到，这位读者当年不是在教育岗位上工作，不仅不熟悉“复式教学”，其实对“民办教师”的认知也不是很全面。就这个问题，我跟柳立峦进行了深入的交谈。

　　听了我转述读者的问题，柳立峦回答我：“如果不是我自己亲身经历了‘复式教学’，而我母亲就是一位‘民办教师’，我也不会对这个两个概念有什么发言权。”
　　我说：“其实我也不是十分清楚，你在叙述的时候，也曾经讲过一点，我也认为自己了解了。可是，当有读者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却不知道怎么回答，这才意识到，我自己也是一知半解。”
　　“看来是我没说清楚。”柳立峦笑笑说，“没想到，还有人这么认真。”
　　“互联网真的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我一边嗑着柳立峦摆上来的瓜子，一边说，“你看，互联网催生了什么?国际上有谷歌，国内有百度、腾讯;中国人有QQ、微信、抖音、头条、微博，别的地方人们用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Line、WhatsApp、YouTube，等等，了解资讯的手段太多了，简直是铺天盖地。如今啊，看报纸的人越来越少，不仅少了，而且基本只剩下老年人了。”
　　“你的意思是，你的专栏没有人要看了?”柳立峦揶揄我，“那怎么还有人给你发微信问问题吗?”
　　“不扯这闲篇了，请你说说这两个东西吧，民办教师，复式教学。”
　　“好，先讲哪个?”
　　“随便你。”
　　“先讲复式教学吧，你的这个读者不是对这个比较不熟悉吗?”柳立峦说。
　　我用手势示意他：“请讲。”
　　“我不知道中国历史上，啥时出现的复式教学，更不晓得国外的情况如何。反正当时我妈妈就是把宕东寨上不同年龄的娃娃们放在一个教室上课，她说，这就是复式教学班。既然她知道用这个词，那应该是有先例的。”
　　“有复式教学，相对应的，是不是有单式教学?”我一开口，就立马意识到自己问了一个傻问题。
　　“呵呵，”柳立峦坏坏地一笑，“没听说过。这应该是你发明的。”
　　“没想到我还会发明，”我说，“你真会‘夸人’。”
　　“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在中国，复式教学是跟民办教师现象相伴生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当时教育普及程度并不高，师资奇缺，没那么多老师;当然，宕东也没几个学生，不可能再请一个老师，只能搞复式教学。”
　　“你认为这种教学方式好吗?”这是我的疑问，其实也是许多人的疑问。
　　“你说呢?同样是一节课的时间，普通班级是有老师一直带着，而复式班级，教师在给一个年级上课的时候，不得不让另外的班级自习或写作业。这种情况，会导致有两个结果，第一，上课时间不足;第二，相互干扰。因此，如果要对复式教学做一个简单的结论的话，答案是：不好。但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复式教学却成为中国，尤其是偏远落后地区的农村不可或缺的一种教学方式。”柳立峦说。
　　“是不是说，在复式教学方式下教育出来的学生学习程度和成绩都不好?”
　　“这一点无可置疑。不过，至少让学生们呆在了教室里，总比不上学强。”
　　“你介意我问吗?邱老师，也就是令堂，她的学生也是普遍学习效果不好吗?”
　　“你问得好。不过，我想告诉你，恰好相反，在整个久梁公社学区，宕东的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
　　“你不是说复式教学不好吗?为什么你妈妈采用复式教育教出来的学生成绩却很好?”
　　“很简单，因为别的乡村大多数也是复式教学。哎，有一个概念您不要混淆了，名列前茅不等于很好。只不过是矮子里面拔将军。”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接过他的话说：“那说明，邱老师相对来说，是一个不错的老师。”
　　“这是个公允的评价，也是我至今依然为我母亲感到骄傲的原因，还有好多事让我为她自豪的。知道我为啥我想跟你讲她的故事了吧?”
　　“第二个问题，民办教师。”我觉得对复式教学的讨论可以到此为止了，便转换了话题。
　　“你知道‘民办教师’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吗?”柳立峦问我。
　　“中国教育部门定义的呗。”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问为什么我妈妈那个群体被称为‘民办教师’?”
　　“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公办教师?”
　　“正确!”柳立峦一拍沙发扶手，“就是因为他们不是公家拿钱付工资的教学人员，而是民间自己养活的教书匠。”
　　“教书匠又是什么概念?”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
　　“那个时候，我们那边把走街串巷给人打家具的人叫木匠，在街边支一个棚子，架一个铁砧，给人们打锄头、镰刀的叫铁匠。同理推之，教人读书认字的，被称为教书匠，尤其是民办教师。这里你应该问为什么。”
　　“为什么?”我顺着他的话说。
　　“刚才我说的木匠、铁匠都是做一件家具、打一把锄头收一份工钱，不做没有钱。民办教师也是这样。”
　　“你的意思是，公办教师是铁饭碗，做不做都有固定工资，民办教师不是?”
　　“基本如此，至少，公办教师旱涝保收，只要不出事就可以一直干下去，是铁饭碗;而民办教师不是，随时就可能让你卷铺盖走人。举例来说吧，某个地方不需要老师了，如果教书的是公办教师，公家就会安排到别的学校，要是个民办教师呢?拜拜吧您嘞!”
　　“这跟当年中国的人群分类有些相似，人们被分成了两个阶层，在城市生活的人，是非农业人口，在农村的，叫农业人口。”我说。
　　“你知道这两者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吗?”柳立峦问。
　　“我也是那个年代过来的，当然知道。不过，想听你说说，区别是什么?”
　　柳立峦说：“非农业人口，不管是老是少，是男是女，每个月都有定量生活配给，定量供给口粮、油、肉等生活必需品，而农业人口呢?完全享受不到这些，山区平原的农民靠种地，海边湖边的渔民靠打鱼、草原戈壁的牧民靠放牧，干活拿工分分配粮食等生活必需品。”
　　“你知道的还真不少。这应该是根据当时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现状来进行划分的吧。“
　　“是的，这似乎是当时解决社会资源分配最有效的方式。但实质上却很不人道，活生生把中国人分成了两个等级：农牧渔民被分为次等公民，这部分人是绝大多数人，城镇人口被当成了上等公民。有意思的是，无论是这两种人中的哪一类，都认为这种分配方式天经地义，农牧渔民认为自己命该如此，城镇人口更是甘之如饴。”
　　“你这是客气的说法，”我接着柳立峦的话说，“有人认为，这是残酷地剥夺了百分之八十的农村人口的利益，去保障了百分之二十的城镇人口，才换来了整个社会的发展。”
　　“发展?你认为那个社会有发展吗?毛泽东去世以后，邓小平复出，不是也承认吗?到四人帮倒台的1976年，中国经济已经处于濒于崩溃的边缘!”
　　“咱们是不是有点离题了?还是来讨论民办教师这个话题吧。”我把话题拉回来。
　　“民办教师，是相对于‘公办教师’而言的。他们是教师这个群体中，没有工资，请注意，不是不要工资，而是没有人给发工资，但是又站在讲台上教书的那些人。他们也不是一分钱不拿，国家还是给一点补贴的。别的东西，就由所在地方的乡村自己解决了。有的地方是给一点钱，有的地方是给粮食。像我妈妈，当时我和弟弟们称她为邱老师妈妈(不，应该这么讲，高兴的时候，就叫她邱老师妈妈，不高兴的时候，就跟着别的学生一起喊她邱老师，而且还要咬牙切齿，呵呵)，政府每个月补贴10块钱，其余的，就是宕东寨上从集体粮仓里每年拨出600斤稻谷，这就是她全部的薪酬了。”
　　“每一个民办教师都是这个情况吗?”我问。
　　“不一定。我妈妈是从外地去的，很多地方的民办教师就是当地人，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是靠拿工分。生产队记工分的时候，是参照同等劳动力给民办老师记工分，只不过，他们不用下地干活，就是教书。”
　　“你妈妈当了多久的民办教师?”
　　“好多年，后来转为公办教师了。这是跟中国的民办教师政策有关系的。”
　　“你的意思是说，民办教师后来都转为公办教师了?”
　　“没有。民办教师是在当时形势下应运而生的。那个时候，要成为一个公办教师其实并不难。初中毕业以后，只要成分好，不是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子女，如果考上师范学校，这在中国叫中专，就是中等专业学校的意思，读两年，毕业了，由国家分配到各个学校，就是公办教师了。但是，那时候能读书的人并不多，虽然几乎每个县都有一所师范学校，地区一级有高等师专，又称大专;省里面还有师范学院，培养本科生;但是不管本科、大专、中专，毕业人数并不多，偏远、贫困的农村，根本就分不到。就算师范毕业的学生分到农村学校了，由于条件实在是太艰苦，干不了多久就想方设法调到城里，至少是回到乡镇(那时候叫公社)。真正的农村，也就是生产队，除了极个别的老师是公办，其余的都是民办身份。”
　　“听你这么说，民办、公办两种身份的老师待遇差别不是很大吗?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要当民办教师呢?”我问。
　　柳立峦笑了笑，说：“要是你在农村生活，估计你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
　　我有些不明白：“为什么?”
　　“农村的人在农村怎么生活?干农活嘛，是不是?如果读过几天书，又升不了学，回到农村了，就是一个人民公社社员了，那就要跟大伙一起下地干活了。你想想，要是当了民办教师，就坐在教室里动动嘴教教书，再也不用到外面遭风受雨，拿的工分跟同等劳动力一样多，有多少人羡慕啊!?”
　　“既然当民办教师比起干农活有那么多的好处，那为什么你妈妈所在的村寨，宕东，没有人要去当这个民办教师呢?”
　　“很简单，因为宕东没有人读过书，所以只能到外面去找人。为什么前面找的几个民办教师都跑了?实在是太艰苦了!作为一个外地人，那么贫困落后的地方生活，没几个人能够呆得下去。”
　　“你妈妈却呆下来了，你还没有回答我，她在那里当了多少年民办教师?”
　　“从1971年到1981年，十年。”
　　“那像你妈妈这样的民办教师，在你们县一共有多少?”
　　“说实话，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我记得，有一年县里开教师代表会议，我妈妈是先进民办教师代表之一，据她在会上听县教育局讲，全县的老师，有一半是民办教师。”
　　“1981年以后，你妈妈就不是民办教师了，是不是转为公办教师了?”
　　“是的。”柳立峦点点头。
　　“那别的民办教师呢?是不是都转了?”我问。
　　柳立峦说：“No。有些民办教师的教学水平实在是太差，又傻傻地不会走后门、拉关系，就被劝退了。还有一些，没等到‘民转公’的新政策，就已经离开民办教师岗位了。怎么回事?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以后，好多人南下东去到广东、福建、浙江等地打工，挣的钱比民办教师多多了!有些民办教师再也守不住了，就离职，背井离乡，加入了农民工队伍。”
　　“他们后来的境遇都如何?”
　　“天差地别。”柳立峦说，“我认识的那些曾经是民办教师的人中间，有幸运地转为公办教师的，退休了，现在每个月有几千块钱退休金，在我农村老家，这算是一份非常优厚的收入了，他们过着安逸、平稳的晚年;不过，更多的，是那些没有熬到‘民转公’政策，因为家庭负担太重，当民办教师养不活一家人的，离开了讲台，转而去当农民到地里刨食的，老了以后，一无所有，看着别的人转公办，拿退休金，他们就只能自己守着孤苦的日子，去回味那些曾经在讲台上的岁月，一个人数自己身上和心里的伤痕;还有更惨的，到外面打工，被拖欠工钱，回不了家，治不了病，因贫病而客死他乡......”
　　我不知道该怎样跟柳立峦继续讨论这个原本我以为不沉重的话题。

　　后来，我查阅百度百科，到2000年，民办教师问题基本全部解决，民办教师成为历史产物，消失在中国社会中。

　　(待续)

　　2019年10月27日奥克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