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民国庚午年，即1930年(民国19年)，那时中国普遍不用公元纪年。连日期、月份都大多使用“皇历”，后改称阴历(即农历)，而公元则称为阳历。
　　小时候每年一过冬至，特别盼望过年。那时还很少有“春节”一说。
　　孩子盼望过年的原因有三。一、不管家里怎么穷，年夜饭总有点好吃的东西。杨白劳还赊了二斤白麵包饺子呢，二、会有妈妈缝制的一件新衣服穿，乾乾净净，哪怕是爸爸穿久了的衣服洗净了改制的。三，给长辈拜年，会得到一些压岁钱——几个铜板甚至银角子。
　　盼啊，盼啊，先是盼到了阴历腊月二十四，送灶王爷上天。供奉给灶王爷的有糯米糰子、糖元宝(一种用糖稀做成的元宝状食品)，据说灶王爷吃了嘴巴就粘住了，回到天府后无法向玉皇大帝匯报宅主违反天规的事情)。这祭祀灶王爷的贡品最终被孩子们享用了。
　　大年三十是“老鼠娶亲”。孩子们确信大人讲的故事，等待著看热闹。最终进入梦乡。梦中迷迷糊糊，只听见鼓乐吹炊打打。这和洋人孩子圣诞夜瞪眼盯著掛在床头的袜子，等候圣诞老人来送礼物到情景和心情十分相似。
　　我六岁那年，早晨被大年初一的爆竹声惊醒。妈妈已经把一碗年糕汤(里面还有切成片的年糕和几粒糯米做成的小圆子)放在桌上叫我去吃。一面往碗里加了一勺白糖。“宝贝，你又长一岁了。把它吃了，高高(糕糕)兴兴，圆圆(子)满满”。
　　大年初一，由于年夜饭吃了好多东西，肚子也不容易饿。孩子可以任性地玩。压岁钱，我把它集中在一个妈妈给我缝制的荷包里，盘算著买一个扯铃玩。那年月苏州人过年不吃饺子(也不知道怎样包饺子)。大人们则赌钱，成群成堆打牌九，麻将，掷骰子。正月十五之前玩牌九赌输赢是不算违反乡规民约的。旁观者可以向赢家讨取“红鈿”
　　年初一家家户户吃得最多的零食是“长生果(花生)”。取吉利“长生”二字，果壳就扔在地上，当天不可以打扫。家家户户满地都是花生壳。谁家地上果壳越多，显得这家越兴旺。
　　平时爸爸妈妈给了许多承诺。最诱人的就是会带领我去姨妈姑妈家拜年，这肯定有好东西吃，还有压岁钱。姨妈家条件好，临走时她会雇一辆黄包车送我们回家，平时从来没有尝过坐黄包车的滋味，我坐在妈妈身上，看著两边的店舖和行人，好开心。
　　我过年穿的一件大褂和一个穿在大褂外面的丝绸曲襟马甲，过了初五就被妈妈收起来晾晒后放入箱子里。到明年新年才可以再穿。后来人长高了，就给弟弟穿。
　　初五是接财神。点香烛、放鞭炮，吃春卷。
　　孩子们在堂屋里玩陀螺，耍扯铃，踢毽子。最兴奋的是妈妈带我去逛玄妙观。这玄妙观坐落在苏州城里最热闹的观前街，是当年城乡居民流恋忘返的去处。里面有变戏法、西洋镜、评书、算命、说唱，还有武术表演兼卖跌打损伤风湿膏药的江湖郎中。各个小吃摊位上热气腾腾，忙忙碌碌，现买现做的海棠糕、梅花糕，酒酿饼，豆沙馅的，玫瑰薄荷白糖馅的，两个铜子儿一块。
　　紧挨著的是冰糖葫芦、豆腐脑。升斗小民平时没有什么好东西吃。这时一个糕饼加上一碗豆腐脑，算是一顿美餐了。
　　新年的气氛一直延续到正月十五，即元宵节。街头巷尾常有人群敲锣打鼓而过。此起彼伏，称为“闹元宵”，伴以舞龙灯。锣鼓声节奏起伏。“群群狂，群群狂，群狂群狂群群狂”，边敲边走穿过大街小巷。入夜，随著当年最后一阵锣鼓声和鞭炮声的消失。新年节日宣告结束。十六日商店开始营业。学校开学。我第一次穿著妈妈洗净的衣服和新做的鞋子，背著妈妈缝制的书包，胆怯地跟著一帮大哥哥大姐姐们走进设在“春申君庙”里的春申小学的校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