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后一次见白樺大哥是去年他的生日，我们几个朋友决定为他在医院里过生日。我们知道他再也不可能离开医院了。
　　我去医院的时候，王蓓大姐与他儿子已经在那里。王蓓大姐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还是那么清秀安祥，她对每一个人亲切地微笑，咀里轻轻喃语，但她己经认不出所有人，包括她挚爱一辈子的丈夫，也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我握著她的手，心里一阵心酸。
　　白樺大哥老战友的女儿叶丹是白樺夫妇晚年生活中最主要的守护者，她比孝顺的女儿更加尽心尽力，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奉献给了白樺夫妇。我难以想像，如果没有叶丹，白大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
　　叶丹看到我来了，在白大哥耳边轻轻的说，你看谁来了?白大哥微微睁开眼，嘴唇动了动，轻轻地吐出两个字：关鸿。他还能认出他最亲近的朋友，他还能简单地吐出几个字。
　　他已经衰弱得脱了形，完全失去了往日的风采。他靠吸氧维持著呼吸，他只能闭著眼睛养神，为的是能够用仅有的气力再次睁开眼睛看一看这个世界。每次，他睁开眼睛都有一种讲话的欲望，但我们再也听不到他熟悉的浑厚的声音。我知道他有好多话要说，但是他再也讲不出来了。
　　那一天，亲友们为他唱生日歌，点生日腊烛，真诚的祝愿他能够挺住，我们要为他庆祝九十大寿。他己经几次病危，凭他顽强的生命力挺过来了。
　　但我知道这样的生活不是他想要的，我们美好的愿望对他来讲是巨大的痛苦。他强睁开眼晴，一会又闭上了，他知道亲友们在为他祈祷，但他太累了，太虚弱了，他连表示一下他的谢意的气力都没有，白樺大哥过去一向是彬彬有礼的。
　　两年前，我跟叶丹商量，请白大哥出来吃个饭，与沙叶新，陈钢几位老兄弟聚一聚a。那时他己经坐轮椅，很少出门了。他说关鸿邀约，好久没见了，一起聚聚。临出发时王蓓大姐不舒服没有来。
　　我订在外滩源金融家俱乐部，一大片草坪，面对外滩，隔江相望陆家嘴群楼，很安静的环境。白大哥很高兴，但讲话己很困难。他很要强，告诉我，他还能写作，还能敲键盘我特别高兴。因为写作是他的生命。我知道他还有很多事没有说没有写，特别是他的回忆录，我催促了他二十多年。
　　那天，沙叶新还很精神，还是慷慨激昂，观点犀利，像个老愤青。白大哥只是在听，偶尔发一个短句，表示他的意见。我万万没想到沙老兄比白大哥还早走了。
　　我这些年因为忙，与白大哥见面机会不多，但我们的心还是相通的。叶丹告诉我，有一次他碰到点小问题，叶丹问他怎么办?他说找关鸿。他知道我会尽我的努力来帮助他。
　　我和白大哥认识30多年了，那个时候，他才华横溢，风华正茂，在文坛上叱吒风云，作为诗人、作家、电影编剧的白樺，人们已经写得很多了。我想讲的白大哥，是他遭遇坎坷门前冷落的时候，我与他的过往却日益密切。
　　那时候他刚从部队回到上海，碰上了一个大事件，他慷慨激昂义无反顾，他一头白发，走在最前面，引人注目，成了大目标。他一点没有考虑后果，好像一切理所当然。但他的晚年为之付出了代价。我知道，他没有后悔过。
　　后来，他第二次出事情突然失踪。朋友们非常著急与担忧。我记得，那一天是我们文匯报笔会在苏浙匯大饭店举办招待会，上海文化界济济一堂。时任作协秘书长的赵长天来晚了，他走进来在我耳边悄悄告诉我，老白回来了。
　　我说吃过饭一起去看望，长天说不要声张，我们几个人悄悄去。我今天还记得白大哥那天说的一句话：我们都生活在玻璃罩子里。
　　白大哥能够这么快出来，得感谢贺龙元帅女儿贺捷生将军。后来我与贺捷生大姐同时担任鲁迅文学奖评委，因为白大哥的关系我们一见如故。我们住在一幢楼里，一起开会，一起吃饭散步，我很敬重贺大姐。
　　白大哥二十多岁时，调到贺龙元帅身边帮助写回忆录。住在贺龙家，与贺捷生结下了友谊。最重要的是文革后期，贺捷生找到白樺，要他一起为电影《创业》写信给毛主席，告江青的状。这在当年是冒杀头风险的。白樺挺身而出，跟贺捷生一起奔走呼号。这样的友谊自然非同一般。
　　白大哥回家了，但他的名字再也不能出现在上海的报章上。说来也奇怪，出了上海，他的文章照样发表。
　　当时，我正在编一套随笔丛书。作者阵容强大，囊括了京沪所有名家，我自然请白大哥也编一本，因为出版单位是北京的，安然无恙。
　　几年后，我想办法在我主编的笔会上发了一篇白樺署名的小文章，马上被告知下不为例。我到文匯出版社任总编辑之后，亲自主编了很多书，但无法为白大哥出书，我一直觉得很内疚。
　　当时，他不能参加公开的社交活动，只是我们少数几个朋友经常在一起玩，有剧作家沙叶新，作曲家陈钢，指挥家曹鹏，香港作家吴正，还有几位出版社与报社的朋友。
　　还是90年代的某一天，记不清是谁提议，我们经常在外吃饭，不如自己开个饭店。曹鹏的女儿小夏找到一幢独立的两层小楼，就在波特曼背后一条小路上，闹中取静，大家非常兴奋，马上决定租下来。
　　一群从来没有经过商也没做过餐馆的文化人，而且是大名鼎鼎的文化人决定开一个自己的饭店，作为自己玩耍的据点，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十分有趣。
　　店名是我想的，大家觉得不错：“30年代大饭店”。因为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都认为，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现代文化最繁荣的年代，也是上海引领全国文化潮流的年代。
　　我在各种场合都讲过这个观点，上海文化在30年代引领全国，50年代还是半壁江山，80年代中国文化再度走向高峰，上海却没有回到它应有的位置，逐渐丧失了文化的原创力。当年我在宣传部党校学习班上做过长篇发言，题目是：上海为什么失去它的原创力。同学们觉得我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
　　饭店起这个名字是表达了我们的一种向往与呼吁。那个时代我们都没有什么钱，当时物价也便宜，一点小钱就能够把一个像样的饭店撑起来了。幸亏香港作家吴正是商人出身，许多事情都是他在张罗，我几乎没出什么力。
　　白大哥是最热情的参与者，他的家离饭店很近，走几步路就到，所以他几乎每天必到，没事就在那里喝咖啡，接待朋友。全国文化界的朋友冲著白大哥都来这边聚会。记得张艺谋来吃过饭，秦怡老师在饭店举办的晚会上朗诵过著名的《雷雨》片断，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们看著白大哥渐渐回过神来，心里很高兴。我们所有人从内心里尊敬他，把他看成大哥，所有事情都听他做最后的决定。
　　章含之每次来上海我都请她来饭店，她与白大哥是老朋友，他们认识的时候章含之还没写书。白大哥说没想到她的书写得那么精彩，影响力那么大，自叹不如。所有人都喜欢听章老师讲故事，包括讲故事的高手沙叶新。记得那年章老师特意来上海过年，与我们股东们一起吃年夜饭，一起守岁。大家都把章老师当自己人。
　　另一个最受欢迎的是龙应台。龙应台也喜欢这个店名。她会唱许多30年的老歌，只有白大哥和陈钢会唱，他们越唱越兴奋，我第一次听白大哥唱歌。我是因为陈钢才知道这些老歌。其中最有名的几首都出自陈钢父亲陈歌辛之手。我请陈钢为文匯报笔会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写他父亲，他从此一发不可收，从作曲家变成作家。
　　很可惜这个饭店因为我们都不懂经营，发生了很多问题，也受到太多关注，股东们在关不关门上发生分歧。自然大家都依依不舍，尤其白大哥，但最后我们决定与白大哥共进退。这可能是白大哥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失败的商业经历，其实只是玩票。那几年，我们几乎天天见面。
　　我任出版社总编辑之后，亲自动手编了几套书，提倡纪实文学，特别推动老朋友们写回忆录，为后人留下真实的历史。有好几位重要人物，不是我的努力绝不可能留下珍贵的回忆录。
　　我记不清多少次劝白大哥写回忆录，我们也多次长谈过。我理解了他的苦衷。在中国作家中，他捲入的政治漩涡，他结交的高层人物，他了解的内幕，他经历的苦难，他的跌岩起伏，他的情爱恩仇，没有人可以比拟。他说，他有多少话想要说，但是，可能有些话只能永远埋在心底里。
　　不了解他的人，只看到他的风流倜儻，真正了解他的人，知道他内心的苦闷，忧郁与孤独。
　　不了解他的人，只看到他的文釆飞扬，真正了解他的人，知道他是一个不倦的思想者，一个不停的追随时代潮流的弄潮儿。
　　他晚年最高兴的一件事情是中国电影学会颁给他终身成就奖。
　　我们要感谢这份王晓棠将军在大会上念的颁奖词，中国电影界有良知的群体是真正理解白樺的：
　　“他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剧作家。他是新中国成立后诗化电影的倡导者和追求者。他的电影创作中，渗透著浓浓的诗意;他的人生履历中，流淌著光影的故事。他坚持原创，坚持文学道义与独立表达，即便为此曾遭受不公，也从未改变立场。他拥有卓越才华，笔触却探向民间疾苦;他曾历经磨难，目光却总是望向高处。他的《苦恋》，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太阳与人》，形象地寓意了他的人生。他跟电影是一场苦恋，他的创作，是太阳与人的关系。《山间铃响马帮来》、《曙光》、《今夜星光灿烂》，他的这些电影作品，迴响著美丽的声音，绽放著灿烂的形象，在银幕上留下了永恒的光影。中国电影文学会和中国电影编剧研究院特向白樺先生颁发编剧终身成就奖”。
　　白大哥已经行动不便，但他还是坚持要去北京领奖，叶丹推著轮椅把他送上主席台。他己经多少年没有出现在聚光灯下，没有出现在公众视野里，这位饱经风霜的老军人热泪盈眶。
　　但是，上海依然没有一个字的报道。
　　我、小慧与叶丹、抗卫商量，在我们艺术馆为白大哥举办一个庆祝晚会，请秦怡老师把这段颁奖词再朗诵一遍，我们把白大哥作品中著名的片段与电影镜头串连起来，讲述他的一生。叶丹把串词都写好了，她念给我们听，非常感人。我们也拟好了所有上台嘉宾的名单，都是白大哥的老朋友，甚至我们已经商定了时间。
　　我想，这是老朋友能够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情，也会是他与老朋友们最后的告别。
　　遗憾的是晚会未能如期举办。
　　我本来想听一听白樺大哥最后会对朋友们讲些什么。
　　我知道他还有很多话想说，但我们再也听不到了。

　　(感谢赵抗卫、叶丹、陈丹路、徐跃诸友提供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