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史上，曾出现了两种决然不同的主张：“百家争鸣”与“定于一尊”。而两种决然不同的主张在历史上则留下了完全不同的后果。
　　众所周知，在春秋战国之际，曾出现过“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局面，鉅子辈出，学派林立，成果纍纍，谁都不能不夸耀中国文化史上这一极其光辉灿烂的一页。这时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原因当然可以罗列若干条，而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那时在思想意识领域中没有“定于一尊”。
　　那时，各家各派之间没有凝固为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各家各派之间在政治上是平等的，互相之间可以自由批评讨论。无人以批评错了论罪，更无人以批评论罪。那时的学术领域内真是“言者无罪”，既无超出各个学派之上的特等学派，也无超出所有学者之上的“圣人”。孔子在当时不像后世那样神圣不可侵犯。那时的学术讨论争鸣是解决学术分歧的唯一的办法，只有以理服人，除此之外，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折服人心的。一般来说，任何一派都不能动用政治力量来压服另一派，各个学派在真理面前一律平等。
　　正因为那时的思想意识领域没有“定于一尊”，所以才有“百家争鸣”的生动活泼的局面。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中国大地上建立了统一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
　　统一的中国，需要有一个具有权威性的统一思想。为此，李斯曾向秦始皇提出了树立统一思想的方案，这个方案有这样几点内容：第一，独尊法家学说，“若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第二，树立统一思想，完全以维护王朝极其最高统治者的尊严为目的，即所谓“别黑白而定一尊”。第三，对其他学派实行专政，他们的学术思想被禁止传播，他们的著作被禁止流传，结果导致震撼历史的“焚书坑儒”事件。
　　秦始皇、李斯将法家以外学派视为异端加以镇压，历史证明他们这样做是失策的。第一，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第二，从反面抬高了被镇压的儒家学派的社会地位，造成一种逆反的社会心理，愈是遭到摧残破坏的东西愈可宝贵。所以到西汉初期，遗留下来的儒学宿老一一被请了出来，让他们口传儒家经典，研究儒学蔚然成风。其声势之大远远超过了当年取得统治地位的法家学派，这当然是秦始皇、李斯怎么也想不到的。
　　在儒家学派得势后，又产生了儒家学派如何对待其他学派的问题。
　　西汉董仲舒承袭了“定于一尊”的思想，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尽管董仲舒所尊的儒，已非昔日之儒，它融合了其它各派的一些东西，但他提出“罢黜百家”毕竟限制了儒家吸取其它各派思想许多有生机的东西，使儒家思想结构存在许多缺陷：一、儒家注重研究人与人关系，而对自然界的研究投以卑视的眼光。假如吸取了墨家的唯物论的经验论和认识论，自然科学的发展在中国古代就有了较好的理论基础。二、儒家强调人治，忽视法治。假如合理地采用法家的法治思想，中国也许不会成为那样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三、儒家崇尚伦理道德，耻言物质利益。假如适当地吸取一点法家功利主义的因素，也许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会渗进讲究物质效益的因素。四、儒家重视农业，轻视工商。假如不排斥桑弘羊的农商并重的思想，也许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结构不会这样不平衡，中国农业经济不会那末单一地片面地发展，以致破坏了中国的生态平衡。五、儒家政治上的务实性过浓，缺乏松宽的超脱的抽像的哲理性。司马谈曾批评说“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假如能容纳道家的辩证的超脱的灵活的思想，也许历史上治国者的形象就会有所改善。
　　然而，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思想政策统治下，儒家思想成为几千年来中国教育的基本内容，他们的代表著作成为必读的教本。
　　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的知识结构基本上是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为蓝本。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约束下，形成了以儒家学术为主体的知识结构凝固不变。这种片面的、保守的、凝固的知识结构，束缚了中国知识分子，束缚了中华民族，而且还不易攻破它，摆脱它，因为它取得独尊的地位，得到了专制主义政权的政治保护，谁要对儒家加以异议，就是“非圣无法”，大则砍头，中则丢官下狱，小则潦倒一生。
　　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所犯的错误实在不亚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所起的消极作用比起“焚书坑儒”还要深远得多。
　　秦始皇“焚书坑儒”与董仲舒“罢黜百家”
　　应引起我们思考如下几个问题：第一、将儒家或者法家学术思想定为唯一合法的统治思想对不对?显然不对。因为真理不全在儒家或法家之中，除此之外，其它各家各派并非皆为谬误。这样做只会扼杀其它各家各派有生机的东西。
　　第二、取得统治地位的学术思想与以这种学术思想为指导所制定的法令政策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是否对这种指导思想提出异议，就等于反对推行的法令政策呢?显然这两者不是一回事。假如视为一回事，就混淆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就会以政治压学术，以致取消学术自由。
　　第三、指导思想是否万古不变呢?是否不可讨论，不可异议只能由一个圣人作代表，只能读一套视为经典的书呢?历史证明：当一个学派与个人迷信相结合，真理只出一人之口，当一个学派的代表著作被视为只能“注”只能“释”的经典，这个学派也就无生命力了。当它垄断了学术思想界，只能给社会带来浩劫。任何指导思想都应在群众的实践、研究、讨论之中才能发展，才能获得无穷无尽的生命力。所以，在政治上将指导思想人为地定为一尊的地位是扼杀指导思想本身的生命力;唯有贯彻“百家争鸣”方针才是维护指导思想的生命力。
　　第四、要有一个统一的指导思想，是否就意味著对其他各学派要实行专政，要舆论绝对一律，禁止异议呢?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在这方面是提供了经验的。我们今天当然不能采取食古不化的照搬的态度，但是，那种政治不干涉学术讨论，各家各派之间没有合法与非法、镇压与被镇压的关系，是可以吸取的。
　　这四个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问题，即国家所定的统一的指导思想与非指导思想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是否注定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这是关系到“百家争鸣”真正得到贯彻的关键问题。因为独尊一家，而无百家，这一家与谁争鸣呢?只能孤掌难鸣，或者是雄狮怒吼，万马齐喑。因此，我们确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我国指导思想，决不是历史上“定于一尊”传统的继续，而是与“定于一尊”有本质的区别。
　　这个问题上，司马谈的主张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司马谈虽然篤信道家学派，但是，他对其他学派没有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他引用《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的话为据，认为各个学派之间的关系不是敌对关系，可以为了同一目的，取长补短，殊途同归。他写有名著《六家要旨》，除了对他所篤信的道家学派有所护短外，对其他学派都具体地分析了他们的长处和短处。
　　司马谈所提到的阴阳、儒、墨、名、法、道等六家学派，不管过去曾为那个阶级服务过，而对于已取得政权的封建地主阶级来说不仅都无所危害，而且还包含了有用的东西，这就叫做“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若是只看到他们之间的互相排斥的一面，而看不到他们之间的互相渗透的一面是不符合实际的。司马谈言简意賅地评论各学各派的短长，不可避免地有它的局限，我们也不必以其是为是，以其非为非。
　　但是，他那种不肯定一切不否定一切的具体分析的态度是值得颂扬的。在那种学派之间壁垒森严、门户之见极深的古代社会中，司马谈具有这种分析的态度，不说是在古代社会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至少是罕见的。司马谈虽然对各个学派抱著兼容并蓄的态度，但是，他毫不隐讳自己篤信道家学派，反过来说，又不因为他篤信道家学派，而对其他各个学派采取排斥、詆毁、敌视的态度。今天看来，这是剥削阶级处理本阶级内部各个学派之间的关系唯一正确的态度。
　　历史经验证明：“百家争鸣”与“罢黜百家”
　　是不可并存，树立统一的指导思想也不可与“定于一尊”相等。因此，我们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与各家各派的关系不是对立的、敌对的，而应是平等的、讨论的、互相学习、互相渗透的关系。我们应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下，吸收全世界文化优秀成果，吸收中国传统文化民族精华，再创世界历史潮流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