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也是听故事者。其实在这个屋簷下堆砌的所有文字，都是这样的一些故事。
　　五月五日，是今年五月的第一个周六。花园里只有我和柳，两杯新西兰红葡萄酒饮了半宿，却依然还是半杯。
　　五月初是难得的几个晴天，那一个晚上，月儿朗照，柳于是给我讲了几年前的一个五月，他的一个故事。
　　柳：“那几年，我在中国做培训。你知道，现在，南半球是我的小家，而北半球，有我的故国;那时候，我是一个人在中国出差讲课，心里牵掛著南半球的家人，身躯却奔波于北半球的劳作(讲学也是体力劳动)。那是一个五月，我去湖南娄底做演讲。五月，中国，渐渐进入夏天;而新西兰，也慢慢走向冬季;就像这地球的南北两端截然不同的天气，那时的心情，也忽冷忽暖。”
　　我：“是吗?记得当年我浏览新西兰《先驱报》，看到上面有一篇南太井蛙先生写的《摆渡者》，把像你这样从中国漂流到新西兰，然后又回到中国创业的人们纳入摆渡者之列。所谓摆渡，也就是在两种文化中穿梭，同时也是在做两种文化的交流。”
　　柳：“我从来不敢给自己并不强健的脊背负上一份将西方文明传播到东土大地的文化枷锁，也深知自己学识阅历相当浅薄，即使有此心，也未必有此力。一切，只不过是兴趣使然，爱好使然。
　　“诚然，在新西兰生活、工作是舒适的，是愜意的。既可以安享这个号称世界最后一片净土蓝天绿地净空气的恩典，又可以与妻女相守，闲时与三朋四友杯盏相交。尤其是在劳作之余，与狐朋狗友们兑一壶清茶，天南地北海阔天空聊一些不著边际也不想著边际的话题，人生如此，足矣。再多一点的欲望，都已经属于奢侈。然而我却神差鬼使，在虎年岁初，用我老婆的话说，‘拋妻离女’独自一人来到中国，每两三个月才能回奥克兰一次。
　　“平时，没过几个月我都要回新西兰与家人聚首。那年三月中旬，我老婆利用假期从奥克兰来到中国探望我。有一次，从郑州去驻马店，来回都是坐的火车。由于是短途，没有座位。在连车厢连接处、过道都塞满了人群，因而满溢著各种味道的硬座车厢里站立，在新西兰生活多年已经习惯于买一瓶酱油也要开车出门的她，连连叫苦。仅仅两个半小时站火车的经历，让她恍如到地狱走了一回。中国城市的每一寸空间，都飞扬著呛人的尘土，每次出行，要去挤公共汽车、打出租。来到郑州这座人口最多的城市，却彷彿来到人迹罕至的戈壁，虽然已经是春夏之交，却让她感觉到，郑州特别地‘冷’。
　　“你知道，我很少抽烟，但并不是完全不抽。我也偶然会点燃一枝香烟詰问自己，到底，自己担当这种所谓‘摆渡者’角色是否具备合理性?至今我也没找到答案。但我清晰知道，并不是自己偏要去当苦行僧，而是冥冥中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推搡著向前踟躇而行。
　　“当我老婆临别回新西兰的时候，从我无言的眼神里看出我对所做事情的执著，终于心软下来，轻轻握著我的手，通过脉搏传达她对丈夫的理解。如果说，她一个人在奥克兰支撑著我们共同的家，让我无有后忧，心里充溢著感激;那么，当柔弱的她告诉我，未来还将一如既往地掮起家的重负，而不羁绊我的脚步，我心里翻腾著的，则越来越是一种怜惜。
　　“如果我真是一个‘摆渡者’，那么，让我这艘小帆舨在波澜里飘摇也不翻沉的两只桨，一只在我手上，另一只，却在大洋对岸的妻手里。
　　“那天下午刚走出教师心灵动力工作坊的讲堂，夜晚即从郑州匆匆搭上南下的火车，在软卧车厢里倒头便睡，补回了连续数日备课、上课的疲惫，在第二天上午抵达了湖南娄底。来接站的万老师告诉我，已经安排好了第二天的课程，是为娄底市涟源市第七中学1800名学生和家长做一场《把爱洒满校园》主题演讲。
　　“你知道的，中国的中小学学生人数都很多，动不动就是几万人。而这场由当地教育局关工委(“关心下一代委员会”的简称)组织的演讲，并不是人数最多的一场，但却是这么多场演讲中可能最让我难忘的一次。并不是因为市教育局局长、市关工委主任、妇联主任等六七位领导听说是一个‘新西兰来的讲师’来做演讲，都来到了现场，坐在主席台上;也不是当地电视台、报纸的记者们也闻讯前来采访，而是缘于坐在台下烈日里聆听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

　　“演讲刚开始时，虽然主持人宣布了纪律，要求人们关闭手机，‘全神贯注’听讲，可是，人们似乎听不懂这些彷彿来自火星的话语，依然嘰嘰喳喳私语著，手机铃声更是此起彼伏，一般来讲，家长们参加学校的活动，往往是不得已而来的，是给学校面子，不是将之当作一场催眠，就是当作一次自由休闲。这一次也不会例外。
　　“但是，当我用一个故事开始了这场演讲的时候，说话声、手机声渐渐弱了。当讲述到全球有4800万黄皮肤黑头发的华人华侨牵掛著中华，尤其是新西兰华人华侨也深深地爱著自己的故国的时候，家长们纷纷拥上前与我握手，一个身著警察制服的男子还特别庄重地给我敬了一个礼。如果说，演讲中总是我用话语去让人们去动情，而这一次，我却被人们的回应深深地感动。初夏的湘西南，已经开始热了，由于演讲是在室外进行，骄阳下，汗珠逐渐渗出了人们的面庞。听到动情处，泪水涌出了人们的眼眶，台上的官员们也纷纷用纸巾擦拭眼睛。每过一段时间，总会有人捧出原先是准备给自己喝的矿泉水，打开盖子递给我，哽咽地说：老师，请你喝点水……
　　“最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当演讲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一个女孩子捧著一束鲜花，从操场的后面向我走来，眼含热泪，双手把花捧到我的眼前……我的眼睛也已湿润，但是我不能停止演讲，只能用一个深深的鞠躬表达我无言的感谢。
　　“我以为这是学校安排的，当演讲结束后，我去给学校领导表示谢意，校长迷惑了，他说学校没有想到安排献花，看来是哪个家长自发的。
　　“现场的家长都在听著演讲，他们上哪里去买来鲜花?万老师告诉我，大概，是一位家长在听演讲的过程中，打电话订购，让花店给送来的。
　　“我想知道这位家长是谁，可是，带著自己的孩子围绕在台前让我签字的家长们，没有一个人说自己就是那个送花人。
　　“有人说，我放弃了许多，选择将讲台作为舞台，那么辛苦，却未必有太多的回报，我讲的是经济上的。我曾经挣扎，曾经惶惑，但这一刻，我彷彿觉得，这将是我未来日子里一定要坚持去做的事情。不为别的，只为那些流出眼眶的泪水，那些向我伸出的热情的手，那个庄严的敬礼，还有那束鲜艳的鲜花……
　　我：“在异国他乡生活，许多人已经没有了这样的感受。新西兰是个典型的西方社会，这里的人们已经习惯于这里的社会形态，对中国的了解，其实很粗浅，很基本，甚至是片面和扭曲的，你当年做的事情，还真的有‘摆渡者’的意思。”
　　柳：“大概，做一个如此的‘摆渡者’，是我的宿命。”
　　我：“来，为你，为所有的‘摆渡者’们乾一杯。”

　　那一夜，月如盘，风无言，云不移，似乎也在沉默地聆听著我们关于“摆渡者”的话题......

　　2018年5月6日奥克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