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信模仿林建华的语气，声称为校庆纪念大会当天的鸿浩、菁菁学子等错误读音道歉，同时承认第一份致歉信《致同学们》中有病句、还有标点使用不规范等。此后，文章还提出三点思考，包括校长如何应对“事务性纷扰”，名校校长是否应该具备最基本的“底线人文素养”、大学精神和北大精神怎么不断续被弘扬等。原文如下：社会各界并北京大学师生：5月4日，我在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时，不止一次出现语言差池。在如此郑重庄严的场合，缺乏对语言文化的基本敬意，草率从事，影响深重。次日，我通过北大未名论坛发出《致同学们》致歉，疏忽之间，反酿出更严重错误。各界新一轮批评舆论，可谓振聋发聵、荡涤心灵。为示洗心革面之态度，现郑重新撰书信，专此道歉。
还是先纠讲话之错。讲话中，我不只是读错了“鵠”字之音;包括公众质疑的“菁菁学子”，据考亦是不规范词语，各工具书均未收录，而在专业领域，即便百度百科有其词条，也绝对不足为凭。我记不起这个词何时何地进入自己语言记忆了，对其草率“放行”，也恰恰是自己“语言规范”有欠谨严的表现。
再说《致同学们》，里面再次出现了一些语言错误，比如存在病句，还有冒号、破折号、引号使用不规范等。语言不规范，自是心态浮躁的折射;而通过论坛渠道，以私人名义发出，仅向北大学生致歉等，事后亦觉颇多欠考虑之处。更严重的，是其中存在明显的逻辑错误，如将“基本要求”混同于“完美”，将“焦虑”与“质疑”相提并论等;尤其是，不应重申、强调讲话提及的“质疑并不能创造价值”这种低级妄断。
古语有“一叶知秋”。两次差池，看似事小，但其中透出的问题却不容再次轻视、轻率，由此促动我，由浅入深，去充满敬畏地思考以下三个问题：第一，校长如何应对“事务性纷扰”。
大家不难想像，如今的一校之长，相当比例的精力，要用于应对“事务性纷扰”。具体到我个人而言，仅论眼前的校庆活动，就不亚于一个巨大工程，盘根错节，千头万绪;至于日常事务，更是无尽无休。我曾积极建言大学“去官僚化”，认为最有效的方法是用高校职业化管理取代官僚化管理，而职业化就是让合适的人做合适的工作。如今感觉，这些思考应该进一步推进。
第二，一校之长，尤其是名校校长，是否应该具备最基本的“底线人文素养”。
我了解到，舆论中，也有一部分人以我出身化学专业为我“辩护”，认为非语言专业人士不能在语言方面苛求之。在《致同学们》里，我也曾用生逢文革、地处内蒙等“理由”，解释自己“语法概念不清”的原因。
但是，事后想来，这些“辩解”都很难站得住脚。一个公民，在自己的母语方面基本合格，这是底线要求，其中蕴含著他对民族语言起码的尊重和敬意。至于一校之长，尤其是名校校长，不论出身于何种专业，不仅限于语言方面，他应该拥有“人文领域”最初级的“入门证”。这，正如杜威所言，“务必使目前为社会所需的技术科目获得一种人文性质”。
第三，大学精神、北大精神，怎样不断续、被弘扬。
提及大学精神、北大精神，人们最容易联想到的，是蔡元培先生根据现代大学精神和世界大学制度通则，力主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是北京大学的精神特质和文化标志。包括陈寅恪先生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早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面对先贤，我为“质疑并不能创造价值”这样的妄断而深深自责。这应该在今后时时警醒我：作为一种功能独特的社会组织，大学应与政治、经济鼎足而立，成为“社会良心”，致力维护人文、独立、自由、批判、科学、创新等精神，确保教育主体性、教育中人的主体性不被丧失。
再次，谨致深刻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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