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下旬，武汉理工大学研三在读学生陶崇园坠楼身亡，事发后，其姐姐在网上发文称弟弟长期遭受导师压迫，甚至要叫导师“爸爸”。
　　她的指控在社交媒体上快速发酵，引发广泛关注。舆论再次表达了对高校导师滥用职权、欺压学生的担忧。
　　“妈妈，我受不了了”
　　3月底，陶崇园姐姐连续发布数条微博，控诉弟弟的研究生导师王攀长期要求他照顾衣食住行，并且干扰弟弟对未来去向的选择，令他精神崩溃。
　　“他生前对母亲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妈妈，我受不了了，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摆脱王攀老师。’”陶崇园姐姐写道。
　　武汉理工大学官网资料显示，王攀1971年生，是该校自动化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也是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
　　陶崇园的姐姐称，读研期间，王攀要求其弟几乎每晚八点左右去其家中，并让弟弟帮忙买饭、洗衣服、将一部分奖学金捐给研究所，甚至要求进门鞠躬并称呼他为“爸爸”。
　　陶崇园姐姐提供的两人聊天记录显示，王攀曾对陶崇园说，“坦坦荡荡说出那六个字”，陶崇园则立即回应：爸我永远爱你。
　　另一则聊天记录显示，王攀对陶崇园说：10：10到我办公室来，谈一次，我保证不伤害你。
　　陶崇园姐姐说，当初王攀为劝陶崇园在其手下读研，曾书面承诺推荐他去海外读博或作访问研究，但临近硕士毕业时，王攀却阻碍陶崇园出国求学和找工作。
　　3月26日清晨，陶崇园在宿舍跳楼自杀。
　　“长期晚上面对面交流”
　　事发后，校方回应称，公安机关调查结论为高坠死亡，排除他杀，学校成立了专班调查和处置。
　　在3月31日公布的一份署名为王攀的声明中，他称，“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我们有一套独特的语言系统，我们均认为中国古代的入室弟子模式和英国剑桥的本科生导师制非常可取。于是我们长时期采取了晚上面对面交流30+分钟的交流制”。
　　“当他问及如何给家里说这件事时，我们协商一致选用了‘到老师家做家务’的这一回答。”声明称。
　　“人每天都要寻找或制造一点小惊喜，否则生活会很无趣。对此他深以为然。”该声明提及。
　　陶崇园姐姐2日晚上表示，弟弟坠楼送医后她曾在医院见过王攀一次，之后就“完全找不到他人了”。BBC中文部记者也尝试拨打王攀电话，但并未接通。
　　社交媒体上，有网友根据他们的对话内容，推测陶崇园可能遭到王攀殴打或性侵。
　　一名网友说：“老师绝对有问题!正常的老师怎么可能让学生叫他爸爸!”
　　另一名网友说：“王攀说保证不伤害你，就是说王导师以前伤害过陶同学，如果是精神上的伤害，那通过电话、微信都能伤害，强调‘到我办公室来’……那就是肉体上的伤害了。不知道是怎样的肉体伤害。”
　　中国媒体报道提及，陶崇园的笔记本电脑里留下了几个文件夹，其中一个叫“王攀的精彩操作”，里面有许多他与王攀的对话截图，还有一个文件夹则存放了一篇关于高校性骚扰的论文。
　　对于弟弟是否遭到性侵，陶崇园的姐姐称并不清楚，"他(陶崇园)没有透露过"。
　　导师权利不受制约这不是内地高校第一次发生此类事件。去年年底，西安交通大学在读博士生杨宝德被发现在西安灞河中溺亡。其女友称，杨宝德读博期间，女博导周筠曾安排他做许多琐事。后来校方称，周筠确实存在让学生到家里打扫卫生、陪同超市购物、洗车等行为，周筠的研究生招生资格被取消。
　　2016年初，南京邮电大学研三学生蒋华文跳楼身亡，随后多名学生披露，蒋华文生前曾受到其导师张代远的压力。学校调查后发现，张代远曾违规收取学生部分实习劳酬、以言语对学生进行人格侮辱等。
　　大部分中国高校的研究生和博士生教育都实行导师制。某种程度上，导师甚至可以决定学生的命运。课题研究、论文发表、能否按时毕业等事项上，导师都有决定权。
　　知乎、豆瓣等论坛上，不时有中国研究生控诉遭导师压搾，比如“给研究生的劳务报酬不公开透明”、“给导师干活不计劳务”、“导师平时总有乱七八糟的杂事，自己懒得抬腿，都交给研究生去干”，等等。
　　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陶崇园事件仍需要进一步调查，但是教师权力不受制约的情况确实存在。他认为，应建立健全的导师制，给教师充分的导师权的同时，明确教师的职权范围。“比如，导师可以让学生从事与学位论文相关的工作，而如果所从事工作与学位论文无关，则要征得学生同意，且需要支付报酬，导师不能把学生作为廉价的打工者使用，”他说。
　　熊丙奇还指出，目前学生权利受到伤害后，维权往往只能寻求媒体。他建议，实行学生自治，通过自治性质的学生会，参与学校的管理、监督和评价。
　　遇“王攀式导师”怎么办蒋蘅国内某高校帮导师做点私事可以接受，但得把握“度”
　　的问题。领快递、带个饭这些事可以帮老师做，但不能成为惯例。如果老师的要求超出了师生的界限，我会果断拒绝，宁愿不要学位证也会拒绝。
　　之前有去台湾交流半年，不同于大陆的师生关系，台湾的师生关系更加“和谐”，用亦师亦友形容最为恰当。学术上，台湾老师会积极引导学生做他们感兴趣的研究，乐于听取他们的想法，并帮助他们将兴趣议题转换为学术研究议题。生活上，台湾老师会和学生一起分享美食、分享经验，像朋友一样相处。
　　最大的不同，台湾的师生关系似乎更加平等。也许大陆很多老师将学生认为是“打工”
　　的，会理所当然让学生干许多活，用上下级的命令式口吻。但是，台湾老师不会无故让学生做杂事，即使是需要学生帮助做学术上的事情，例如统计数据，他们也会非常礼貌、非常感恩，甚至觉得不好意思(麻烦了学生)，并且会支付报酬。
　　李欣莫纳什大学我是在澳洲读的授课型硕士研究生，加上澳洲整个教育产业已经很大程度的商业化，所以导师与学生的关系并非很紧密。某些程度上、可以简单归类为“雇主与雇员”，导师会保质保量完成教学内容，需要面谈的学术内容也会安排在图书馆、学校咖啡馆、研究生议会室或者文学大厅(约见地点会在邮件和官网个人主页标明)。
　　在学术上，导师应该尽量保持客观，考量学生学术水平，合理安排任务，尽量帮助提高学生研究成果质量。在生活上，保持适度的关心，给学生个人生活空间，也不宜让学生过多参与自己的私生活。
　　作为学生，把学术问题放在首位，如果导师某些过格行为严重违反道德，影响自己生活和心理健康，甚至触犯法律，应该及时向学校反映，积极接受心理疏导，寻求信任的人倾诉，避免在心里积压情绪。
　　张范武汉理工大学我研究生期间一直处于“放养”状态，不过从周围的同学和室友那里也能感受到老师对学生或多或少的“压搾”。
　　感觉这是整个研究生群体的一个常态：老师常常只是把学生当成廉价劳动力，帮助其完成各种企业项目，但是几乎没有工资，甚至一些省级国家项目给每个学生的拨款，老师也会要求学生交还给他。
　　我觉得健康的师生关系应该是老师更专注于学生在学术科研上的发展，而不是更在乎自己手中所接的企业项目能挣多少钱。希望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更平等一些，导师不再拥有一票否决权。也希望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学生能够勇敢发声不要那么软弱。
　　李维西南交通大学类似情况在现实中比比皆是，可能没有“叫爸爸”这么变态，但是帮导师做“杂事”的现象很多，比如拿快递、跑报销。大部分研究生在学校期间还是希望能学到更多的知识，然而进来后各种“杂事”来袭，这让他们对现状产生厌倦、对导师产生牴触情绪，对事情逐渐懈怠，有的甚至开始抑郁、怀疑人生。
　　我觉得师生关系良性循环的状态应该是，学生敬重导师，与导师共同完成项目的同时实现个人学术或是专业能力上的提升;导师也应该适度地站在学生的角度出发想问题，做到真正地关心学生，而不是尽可能地压搾或是支配。
　　陈攀北京大学从新闻里的信息看，陶崇园那种应该属于跟导师的个人私交范畴，如果在师生关系之外，双方平等的私人交流倒是也无可厚非。只是在实际过程中，由于导师对学生毕业发论文等事情有太大的权力，往往这些事情会演变为权力的压搾，学生并不情愿但迫于无奈又不敢反抗。
　　这些事情的根源还是在于目前研究生培养制度下，导师的权力太大，并且基本得不到有效地监督。导师和研究生的关系其实已经发生了变化，和老师与本科生之间的师生关系有明显区别，导师与研究生之间合作进行课题研究的过程已经有了雇佣关系的实质，所以需要有专门的法律法规来约束导师的权力，维护导师学生双方的正当权利。至于正常的师生关系，在学术、生活、人格上都是平等的。在此基础上，也会有争论、质疑。老师对学生的批评，学生对老师的一些质疑，这样的事情也是经常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