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转悠了两周，现在，我和孩子们都不约而同地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巴黎人对英语并不怎么待见。有时我们用英文和当地人交流，他们回应你的时候，眉毛里彷彿总是藏著些小埋怨似的。我琢磨著，既然人家把英文看成是小语种，我们又何必找彆扭呢?索性多讲中文，顺当还体面，何乐不为?
今天我带两个孩子去了卢浮宫，到早了，卢浮宫的门还得等一刻钟才开。不过这片刻的等待，也正给了我们在贝聿铭先生设计的玻璃金字塔前驻足的机会。一同排队的老外对这座华人建筑师的作品无不称道，这让我们在队伍里说中国话的劲头儿特别足。九点钟，卢浮宫的参观准时开始。到服务台取导览图，竟然有中文的，我和孩子们不由得又是会心一笑。
卢浮宫真是太大了，展品的数量也太多，我们虽然之前雄心勃勃，但到下午，身体疲倦和飢饿的程度已是到了非去咖啡厅不可的地步了。
卢浮宫的咖啡厅永远是拥挤的。立了好久，服务生才为我们找到了空位，但是，是和一对银发碧眼的老外拼桌。
这样拥挤的用餐环境在中国是不可想像的。为了吃个自在饭，我们得想办法和邻桌的洋人隔开点儿，灵机一动——讲中文!对，“中文”，这不就是个最现成的屏风吗!等菜的当口，我问孩子们今天的参观是否觉得收获很大呢?琳达打趣道：“妈，您这话问得真乡土。”安妮也跟著凑了一句：“有点像领导讲话的味儿。”话音刚落，还没等我开口，同桌的两个邻居倒先笑了。我心下想，这孩子强嘴的话，不用翻译，全世界横竖都一个味儿。眨眼功夫，冰激凌先到了，这让两个孩子开心了起来。琳达主动打开了话匣子：“今天虽说很累，但真是大饱眼福，好多画我在美术课本上都见过。”安妮边吃冰激凌边侧脸问琳达道：“姐姐，你说为什么西方人这么喜欢画裸体的人，我们中国的画儿怎么就不这样呢?”听了安妮的问，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周围：“你们小点声儿，这样的话回家说去。”话毕，一抬眼，不料，恰和同桌的两对儿蓝眼睛撞了个正著。怎么?这俩老外像是能听懂中国话似的?我不禁开始怀疑起“屏风”的隔音效果了。
显然，琳达没有察觉到什么，把安妮的问号大大方方地递给了已是有点红了耳朵的我：“妈，妹妹说得还真不假，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呢?”还好，正在这时，服务员端来了饮料，我边接过杯子边想主意。不管身边这老两口是不是懂中国话的“间谍”，稳妥起见，还是“宁可信其有”吧，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得赶紧把话题从“裸体”上拽走。想到这儿，我夸张地提高了嗓门：“安妮这个问题，提得很有水平!要想回答这个问题，不懂点艺术史可不成。”安妮用她的小眼睛打量著我脸上的风云变幻，并不轻易相信我对她的好评。琳达更是狡猾：“安妮，你千万别上我妈当，我看她是要藉机骗咱们看她的书呢!”安妮的眼睛顺著琳达的话音又回到我脸上。我边给安妮倒可乐，边对安妮笑道：“安妮，要不是姐姐提醒，姨妈还真忘了，我还真有本《西洋美术史》，正是能回答你刚才的问题的，不借别人，专给你看。”
“看看，看看，我说什么来著，狐狸尾巴露出来了。”
琳达一手捂著嘴笑，另一只手正要去搂安妮的肩膀同乐，不料，那手半道儿上却遇到了一杯满满的可乐。这突然的碰撞，来得不仅急而且还很剧烈，而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的，恰是安妮那件雪白的连衣裙。琳达的惊慌、安妮的无助、我的恼火，霎时搅到了一起，我们的小空间眼看著就要著火了。
“别发火，女士，她们两个小家伙多可爱呀!”邻桌的先生第一时间赶到了“火场”。跟在后头的老伴儿，边指著安妮满是可乐的裙子边柔声细语地说：“你看，她们还会‘作画’，女士，这算不算泼墨呀?”
本以为，讲中文，除了顺嘴儿，在巴黎，最大的好处莫过于安全——由著性儿地聊天，一准儿没人能听懂。可是你看了吗?世界却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变了，中文似乎已经不是小语种了。
再叙
姐姐
《家书》专栏的90余封书信已在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书名：《母爱的界限——写给中国年轻妈妈》，作者署名：零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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