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仍然记得我的初中语文课上，张老师介绍牡蛎时那扭曲的神情。
我们那一代成都人，在中学时代连生蠔长啥样都没见过，更别提生啖其肉啦。我们对牡蛎的全部印象，仅仅来自于课文《我的叔叔于勒》。
“父亲忽然看见两位先生在请两位打扮得漂亮的太太吃牡蛎。一个衣服襤褸的年老水手拿小刀一下撬开牡蛎，递给两位先生，再由他们递给两位太太。她们的吃法很文雅，用一方小巧的手帕托著牡蛎，头稍向前伸，免得弄脏长袍;然后嘴很快地微微一动，就把汁水吸进去，蛎壳扔到海里。”
张老师读到这里，明显能感觉到他的喉结在起伏，作吞嚥之状，有同学举手问道：“张老师，为什么要把蛎壳扔到海里啊?”
“小资产阶级的通病，自由散漫”，张老师强作镇定地回答。
高中毕业后，我考上了生物专业，实事求是地讲，这个选择和当年张老师的谆谆教诲干系不小，当时满腔热血和求知欲的我，一心想要深入研究牡蛎和资本主义的神秘联系。研究生我选择了贝类养殖学方向，师从中科院海洋研究生副所长。
——
我对牡蛎的第一个了解，来自于它能自由转换性别。
牡蛎能够根据环境转换性别，至于为什么要转换性别?我的老师，中科院海洋研究所副所长都没有研究出结果，我就更没发言权啦。
有研究人员认为其性别转换和水温有关，理由是在月平均水温为13-20℃时，雄性个体比例高;月平均水温升高至20-30℃时，两性比例接近，当水温下降时，雄性比例又增高。
我曾经问过所长为何水温低时雄蠔比较多，所长说因为女的比较怕冷。我曾经问过所长为何水温低时雄蠔比较多，所长说因为女的比较怕冷。
还有一个研究结果：在养殖场作对比试验，发现在优越环境条件下，雌性牡蛎占多数，而在营养条件差时，雄性牡蛎占多数。
所长告诉我这是因为女儿要富养。
最后我把所长问得不耐烦了，他说你还有啥问题一起问了吧!我扭扭捏捏地说，我有一个大胆的问题不知当问不当问。。。。。。
“什么?”
“雄蠔要是在水里遗精，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它又变成了母蠔，那它那些在水中飘零的精子能让自己怀孕吗?”
所长沉默了，他说你这个问题有点超纲，学术界还没有进行过相关研究。他建议我将此问题立项，作为我的硕士论文题目。
我谢绝了所长的建议。因为我害怕出现这样一种极端的情况：经过DNA检测，我发现天下所有的生蠔都拥有完全一致的DNA序列，也就是说它们都是同一只生蠔的后代，大家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反覆怀上自己的孩子，然后形成了今天的庞大种群。
这样的结果会让我崩溃的，我是个传统的男人，接受不了这种伦理怪象。
——
我的第二个待选毕业论文方向是《生蠔为什么这么紧》。众所周知，生蠔之所以蛎壳禁闭，难以开启，是因为它有著强悍的闭合肌。
而经我考察文献研究发现，18世纪之前的生蠔，其闭合肌是远比现在弱小的，究竟是什么事情造成了那短短几十年中生蠔的突变?
我在18世纪浩如烟海的史料里注意到了这个名字：贾科莫·卡萨诺瓦，意大利大情圣，欧洲陈冠希，自称一生中有116个情人，其中不乏叶卡捷琳娜大帝这种显赫人物。
据说卡萨诺瓦为了维持自己的性能力，每天要吃40个生蠔。
欧洲的生蠔大概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对人类的疏远，它们的求生欲导致自己进化出了更坚韧的闭合肌，虽然这对为了吃能够造出个戴森球的人类来说不算啥技术难题，但是毕竟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对自身的保护。
我曾经做过一个实验，把卡萨诺瓦的画像放在一盘生蠔面前，然后用有道词典里的意大利语发音反覆播放“Giacomo Girolamo Casanova”，这盘生蠔当时就怒了，以至于我把他们放到烤箱里烤了20分钟都无法将壳撬开。-----在杀父之仇面前，生蠔们突破了自己的生理极限。
我的第二个实验被称作“薛定諤的蠔”，生蠔作为宏观物体，和基本粒子具有一种近似的属性：在观察之前，生蠔可能处于开壳和闭壳两种状态，但人类一旦进行观察，生蠔的未定状态立刻塌缩为闭壳。-------是不是很像薛定諤那只不知死活的猫?
至少在摄像机发明之前，人类是永远不可能得知一只生蠔的开闭状态的，因为你看见生蠔的同时，生蠔也看见了你，它一定会闭壳。
后来我用摄像机完整记录了生蠔的日常生活，发现在无人状态下，它们壳的开闭就跟人眨眼睛一样寻常，一旦有人进入视界内，所有的生蠔都会立刻塌缩成闭壳。----和基本粒子具有波的属性不一样，生蠔的这种性质是因为它看穿了生活。
我顿时有点讨厌卡萨诺瓦这个人，你说你乱搞就乱搞吧，为啥对生蠔这么狠，害得现在人类和生蠔搞这么僵。
我对18世纪之前的那个田园时代悠然神往，那时候没有喊麦、没有雾霾，开生蠔也没这么费力。
后来我还是放弃了这个研究方向，因为越是深入研究，就越觉得人类对它们不住，每次开蠔时，我就能感觉到那小小的闭合肌里蕴含著的强大力量，乃是数百年来的血海深仇。这让我不寒而慄，甚至后来我都不敢吃生蠔了。
这个后果很可怕，好在我及时悬崖勒马，改换了研究方向，毕竟为了吃我可以出卖灵魂，我就是这样的人。
——
我的第三个论文方向，是《论生蠔和环境保护》。生蠔的鳃可以吸水，它的黏液能捕获浮游生物和微粒，再吃下去。就这样，它们在吃饱的同时也净化了水里的沉积物和藻类。一英亩礁群上的牡蛎一天可以过滤水2400万加仑。
这也是为何世界各地的生蠔具有不同味道的原因，咸味、黄油味、甜味、金属和淡味的，甚至是香瓜、黄瓜或者福建人味。那是因为它们吃进的海水和食物味道不同的原因，和自身品种无关。
同时，生蠔在礁石上聚集形成的天然屏障可以抵抗巨浪，能够从波浪中吸收最多93%的能量。这减少了海水侵蚀或洪水带来的财产损失。
有人甚至考虑用生蠔代替乱石堤和防水壁，从而降低花费。--------《进击的巨人》里人类用巨人筑墙，现实生活中人类用生蠔筑墙。
每当洪涝灾害来临时，人们在堤坝上边抗洪还可以边吃生蠔，岂不美哉。
可事实上，人类是一个完全不懂得感恩的物种。---前段时间丹麦海滩生蠔大量繁殖，丹麦人非但没有感谢生蠔们净化了他们的海域，还试图引进中国人来消灭生蠔。
我在论文结尾作出如下结论：正如同《进击的巨人》里人类创造巨人用于战争需要，结果被巨人反噬。结合生蠔的美味、净化海水、阻挡水灾等天使般的特性，我认为生蠔是史前文明人为创造的生物，如果我们继续肆虐下去，恐将遭到生蠔的殊死反扑。
最后我的论文没获得通过，所长说我学的是生物专业，不是社会学，让我将研究方向回归到生蠔的生物属性上面去，而不是成天纠结于人类和蠔类的外交关系。
——
最终，我将论文题目定为了《牡蛎的利他属性》，这看上去是在研究生蠔的群体行为，实际上我的初衷是研究生蠔的社会属性---吃。我想知道为何生蠔在秋冬季最为可口。
大家都知道，北半球的吃蠔季是9到12月，南半球则在4到7月。有人认为冰冷的海水中细菌含量较少，所以这段时间的生蠔最适合生吃。---但这跟味道和口感没有关系，顶多是更加卫生而已。
我在研究中发现，之所以春夏的生蠔肉质不好，很可能是因为生蠔在4月进入交配期，它们为了吸引异性，拚命减肥，故而脂肪含量降低，吃起来就像在嚼鸡胸肉。
为了找到支撑我这一假设的论据，我对发情期的生蠔进行了跟踪观察，在其间我发现了不可思议的事实：生蠔是人类之外，唯一真正具备利他主义的生物。
我们知道，很多动物都有看上去无私的行为，比如一种叫Desmodus rotundus的蝙蝠。
群体穴居的蝙蝠在某些个体未找到食物的情况下，会吐出自己的食物分给它们。
但实验表明，这不是一种纯粹的帮助行为，而是类似囚徒困境的博弈，“利用重复的博弈打破相互背叛的僵局”，这就是这类“利他”行为的实质。
简单地说：你饿肚子的时候我帮了你，当我找不到食物的时候你也得帮助我。
又例如某些昆虫在交配完成后，雄性会当场被雌性吃掉，这种牺牲纯粹是为了让雌性获得能量完成怀孕和生殖，以保证物种延续，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无私”的利他行为。
而我认为，生蠔具有真正的利他主义。
我在跟踪发情期生蠔时发现，同一片海域的生蠔，其交配频率是大相逕庭的。我在跟踪发情期生蠔时发现，同一片海域的生蠔，其交配频率是大相逕庭的。
某些生蠔拚命地日，某些生蠔则对打炮完全没有兴趣，其他生蠔在身旁徐徐蠕动，它完全置若罔闻。
我把性交频率高的生蠔和性冷淡生蠔分开做了体检，发现前者的健康和强壮程度普遍超过后者，一开始我认为是机体强健导致前者性欲更强---就和运动员由于大量的运动和健身，使得雄激素分泌过剩，导致性能力高亢一个道理。
后来我在对照中发现两个事实，一是那部分性冷淡的生蠔即使不落入人类之口，其平均寿命也比炮王生蠔们短得多。
第二个事实更让我震惊，一个炮王生蠔要是生了病或者受了伤，它立即就会变成性冷淡生蠔，而其性欲的下降和伤病本身没有任何关系。
我得出一个结论，生蠔们在漫长的同人类斗争史中，发现了交配期的自己不适合食用的事实。
于是，生蠔群体就作出了这样的选择：老弱病残的生蠔主动放弃交配，让自己的肉质变好，适合食用，从而被人类吃掉，而那部分年轻强壮的生蠔则在看似狂欢的交配中偷生。
在论文答辩时所长问我，生蠔何不全部投入交配?那样所有的生蠔都不适合食用，岂不是能集体活过春夏。
我反问所长，传说中青藏高原上的驴群和狼群打架时，常有老弱之驴强行突围狂奔，你知道这是什么行为不?
所长说我知道，这是在用自己当诱饵，分散狼群主力，过去的人类在突围战中也常这么干，这是真正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我说，生蠔也是如此。
“越了解生蠔，我就越不了解人类。”
这句话写进了我的毕业论文摘要。从那时起我就坚定，我的生物学家职业生涯还未开启就已结束。因为我学生物的初衷是了解生蠔，进而找寻到解救三分之二人类的方法，而现在我已经了解了它全部的故事，并且得到了答案：人类没救了。
我没必要再继续研究下去了。
——
但我和生蠔的故事并未就此终结。
回到成都，我开了全成都第一家生蠔馆，起名“于勒小馆”。我的馆子只卖生蠔，世界各地的生蠔，法国的吉拉多奶香浓烈，澳洲的Tasmania甜如苹果，日本的Senpoush口感嫩滑，巴西的圣卡塔琳娜细腻鲜美。
反正大家都没救了，还是吃才是正事。
每年春天，我的于勒小馆都会闭馆小半年，改卖羊腰子。因为我不忍在那个时节吃掉那些舍己诱敌的伟大生蠔，有人偏爱阳痿生蠔是他的事，我做不到。
去年12月，正是馆子生意最好的时候，某天深夜，在打烊前来了一个老年客人，带著他的儿子。
我只觉这戴著金丝眼镜的老头十分面善，但又想不起来是谁，于是我躲在柜台里偷偷观察。
我听见他问儿子，知不知道这家餐馆为啥叫“于勒”?，儿子说不知道。他说：“爸爸当年当语文老师的时候，印象最深的课文就是那篇《我的叔叔于勒》，课文里面，于勒叔叔穷困潦倒，以卖牡蛎为生。牡蛎又名生蠔，是一种贝类生物，生活在海洋沿岸，特点是。。。。。。”说到这里他顿了一下，“好吃”。他盯著手里的生蠔说道。
我终于认出了他，他就是我当年的语文老师张老师。我终于认出了他，他就是我当年的语文老师张老师。
张老师没有认出我，而是继续给儿子上课，“这课文我至今都能背得，尤其是这一段：
“父亲忽然看见两位先生在请两位打扮得漂亮的太太吃牡蛎。一个衣服襤褸的年老水手拿小刀一下撬开牡蛎，递给两位先生，再由他们递给两位太太。她们的吃法很文雅，用一方小巧的手帕托著牡蛎，头稍向前伸，免得弄脏长袍;然后嘴很快地微微一动，就把汁水吸进去，蛎壳扔到海里。”
“爸爸，为啥要把蜊壳扔进海里?”儿子提问，“原汤化原食。”张老师边吞下一大坨蠔肉边含糊不清地回答。
张老师您变了，您也开始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了，我在心里默默地念叨。
我们都会变的，不是么?
| 相关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