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文学泰斗，名震华人圈子的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先生离世，勾起了香港六七暴动的一段往事。当时金庸在《明报》亲自撰写社评批评左派份子的暴力行为，被"地下锄奸突击队"司令部视为排名第二暗杀对象，仅次于当年商业电台主持人、后来被投放汽油弹烧死的林彬。
　　而50多年过去了，香港六七暴动一直仿似一个罗生门。
　　由于历史资料匱乏，自1967年爆发以来，许多真相一直悬空，不少说法未能考证。对于一些重要疑点，左派有左派的说法，警察有警察的理据，群众有群众的见证，许多事件细节，就算学术界也不能得出定案。他们没完没了的争拗什么?“真相”与“真相”之间又存在什么落差?以下七大待解之谜为大家一一讲述。

　　一、六七政治犯在白屋遭受虐待?

　　暴动期间，有52名左派要员未经审讯，被扣押到摩星岭集中营(域多利道扣押中心)一年多。他们在扣押时的生活究竟如何，似乎都是一个谜。
　　1967年7月18日，香港华人革新协会永远名誉会长蔡渭衡被关进摩星岭集中营。他获释后在《明报》撰文说，每人均被囚禁在狭小密封空间，墙角有强风机，天花板是一盏大射灯。蔡渭衡忆述，“整天不停的哗啦啦机声”加上“眩目刺眼的灯光”，使人“难以入睡，在那里分不清白天黑夜”。他续称，单独囚禁的政治犯与外界隔绝，“三面墙上都装有窥镜”。房间里没有厕所，很多犯人逼于无奈在房间里就地解决。另外，集中营的膳食也很折磨恶劣，“夹杂著沙石的米饭、臭咸鱼仔及半杯茶”。
　　但有些政治犯却不认为摩星岭集中营是如此不人道。
　　前中共地下党员、暴动时任职水务局华人职工会理事刘文成，在1967年8月1日被关进集中营。他在自传里，虽然同样指震耳欲聋的抽风机和刺眼的灯，但刘文成说他们并非过著毫无人道的生活。他记得他们每天有15分钟的放风时间，两个人外出的时间可长些，“到后来全部五十二人一齐放风，很热闹，有节日就和艺人一齐大合唱革命歌曲庆祝。”
　　刘文成又指，政治犯家属可以来探访，“好像每两个星期或是一个月可以探一次”。家属们每次都带大量水果给他们，“一天我们可以吃三至四个橙”，他甚至记得当时有守卫跟他们说，住在集中营“酒店还好，有人帮你洗衣服，大小便又有人看管。”

　　二、人造胶花厂工友被压搾了吗?

　　4月13日，新蒲岗一家较有规模的人造胶花厂爆发劳资纠纷，到了5月，纷争更燃起暴动的苗头。
　　厂方当时颁布十项新厂规，包括取消三班制加二津贴;将可获加10%奖金的标准，由每期(半个月)的120元增至160元，两期工资不到160元即被开除;不准无故请假，请假后不留机位;如非正常坏机将被处分等等。
　　颁令后，有工友大为不满，认为资方压搾员工，开始怠工。资方与部分工人交涉不果后，于4月28日以“收缩生意”解雇了92名工人，并在翌日关闭了西环总厂和新蒲岗啤机部。被开除的工人留守新蒲岗大有街工厂，持续到5月初，气氛持续升温，剑拔弩张。
　　左派一直指责资方无情，并且得到当时不少舆论支持。例如香港大学校园刊物《学苑》便批评，“资方的手段迹近剥削，而且绝对无理。这种剥削情形的存在，实在是香港的一个大污点。”
　　但当年一些记者和工人有不同的说法。
　　根据《明报月刊》1967年7月号，记者走进工厂实地采访后发现，工厂啤机部倘若维持正常效率，每期薪金最少可达200元，最高至400元，故此有意见认为新例要求员工两期资金达160元，并非苛刻。
　　另外，工厂非左派工人说，以往资方管理宽松，部分工人因而懒惰成性，每天仅工作数小时，生产额不达预期，资方未能定期交货才决定订立新例。
　　资深传媒人张家伟在其专著《六七暴动——香港战后历史的分水岭》，都引述了人造胶花厂一名高姓工人的话，他说“我们老板顶好了，工资顶高，福利顶多”，而且他发现厂内很多机器顺坏，“损坏的地方，本来并不容易损坏，证明受人蓄意破坏机器”，所以新例仅用来对付厂内少数“懒做贪吃”的害群之马。

　　三、警方介入新蒲岗劳资纠纷，暗藏阴谋?

　　5月4日开始，警方开始进驻新蒲岗大有街。
　　随后两天，劳资谈判破裂后，厂外愈发紧张。5月6日，厂外工友阻止厂房两辆大货车出货，示威工友萧剑辉声称被管工孔彪踢伤，群情霎时汹涌。有人在扰攘间，乘乱从后面咖啡档扔掷铁摺椅入人群中，场面迅即失控。
　　防暴警察见状到场，封锁邻近街道，并跟在场工人发生冲突;封锁线外的数百名工人瞬时鼓噪，不住投掷铁罐、玻璃樽。按《明报》报导，“防暴连”最后拘捕了21人，同时在混乱中打伤多名工友。
　　大有街这场警民冲突顿时成了全城焦点，各大传媒纷纷以“大有街突起骚动”、“九龙的暴力”(Violence in Kowloon)起题。
　　而问题来了，为何一场劳资纠纷，会顿时变成大型警民冲突?
　　在左派眼中，警方忽然介入新蒲岗这纷争，是有计划，有预谋，是港英政府与资方精心策划的“血腥镇压”。
　　当时有说法指，人造胶花厂东主跟警方总华探长吕乐同属潮州同乡，当厂方一陷入麻烦，便会马上得到警方撑腰，然而说法来源一直未能考证。除此之外，左派外围报章《香港夜报》则听闻警队中有人收了资方贿赂，因而动武打压工友是份外用力。
　　不过，其他媒体如亲港英政府的《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就认为，警方突然介入新蒲岗劳资纠纷，并不如左派认为是警方与资方狼狈为奸;他们指，澳门爆发“一二·三事件”、澳葡政府其后管治威信扫地后，港英政府担忧步澳门后尘，特别看到香港左派在工潮中跃跃欲试，彷彿密谋挑战政府权威，港英以防万一，才介入新蒲岗纠纷。

　　四、花园道的“血腥镇压”是伪装出来的?

　　新蒲岗人造胶花厂的警民冲突发生后，左派斗争意识日趋激烈。5月17日，各界斗委会共17名代表到中环港督府递抗议书，以及要求跟港督戴麟趾(David Trench)见面被拒，及后一天抗议持续，惟港府依旧不答应见面。到了5月19日，抗议规模扩张，逾千名左派学生、工人、机构成员手持《毛语录》，轮流到港督府呼喊语录内容、口号，并贴上数以百计的大字报。
　　面对左派示威，政府一开始冷处理，表现退让克制，对左派人士的举动没太多控制。不过，随著左派声势越见浩大，港府当局渐渐失去耐性，到5月22日，流血冲突终再次出现。
　　早上10时许，百多人的左派小队途经花园道口时，被那里布防的防暴警察阻截。僵持了约20分钟后，左派队伍执意前行，冲突于是一触即发，警察挥棍殴打、拘捕示威者。示威者不少头破血流，染红了花园道，是为“五二二事件”。
　　但有争议认为，这场大规模的流血场面，是左派的伪装。
　　在港英政府的描述里，这些画面是有预谋的做假。事后，政府新闻处如此描述冲突场景：“整个(左派)队伍熟练地立即倒作一团，被安排在队内中之女子开始表演用血涂他们的脸孔。当“伤者”从他们袋内取出他们为此目的一直带著的绷带时，这齣假剧达到最高潮。”政府一直强调，左派脸上的血迹是红汞。
　　但对此，左派矢口否认。传媒人张家伟另一“六七”专著《伤城记》采访了当日带队、时任三联书店副经理萧滋，他没有看过任何示威者在“演戏”：“我当时看不到有人带绷带红汞，何必那么低劣?”
　　除了左派，当时驻守港督府的警员陆启鎏都指，确实有左派群众带红汞，“但不能说这是乔装作假，这是救急用品。”
　　可是张家伟透露，有一位曾任职左派招商局的员工告诉他，他与同事收到公司指示前往港督府抗议时，皆有带备红汞。上司事前跟他们说，一旦与警察发生冲突，立刻把红汞淋在身上，“制造港英镇压的“证据””。
　　那么真相如何?还等待著更多考证。

　　五、沙头角枪击事件：谁射杀香港警察?

　　1967年7月8日早晨，香港境内的沙头角边境警岗有群众聚集叫嚣，警方以催泪弹及木弹驱散，其后300人倏然从华界闯入英界，以机枪攻击警岗，双方爆发枪战。内地武装份子一度将警员围困，港府急调驻港踞喀兵(Gurkhas)，双方对峙至傍晚平息。
　　这次事件酿成5名香港警员殉职，12人受重伤，左派报章则指中方1人死亡，8人受伤。然而，究竟枪击为中方哪个级别的人员所为，一直未有定论。
　　当时的港英官方公布，“未见敌方有任何穿制服的人员参与这次射击行动”;署理港督祁济时(Michael Gass)则认为中方边境好战的村民(包括民兵)挑起，行动获地方当局批准;而香港警方政治部《对边境安全的外来威胁的评估》则指沙头角斗委会潜逃内地的成员发动袭击，驻守边境的解放军默许中方民兵攻击英方边境。
　　但根据中方资料、文革学者余汝信在其专著《香港，1967》分析，中国外交部会议里两次提及“我边防哨兵”，指出中方承认在边境冲突中动用了军队，不排除是小规模的边防部队。2013年，原广东省军区守备部队参谋亦在《深圳文史》中披露，参与沙头角枪战既有中国民兵，亦有解放军7085部队，进一步证明了解放军参与其中。

　　六、林彬之死：谁执行“锄奸突击司令部”的暗杀令?

　　1967年8月24日，商业电台主持林彬与堂兄弟林光海在早上驾车离开九龙窝打老道寓所，前往九龙塘广播道商台上班途中遭到伏击。三名“修路工人”突然截停车辆，投掷汽油弹，二人烧至重伤，林彬翌日不治，林光海则在六日后伤重身亡。
　　林彬生前曾主持电台节目《大丈夫日记》及《欲罢不能》，嘲讽抨击左派，长期收到各种恐吓。
　　林彬被焚烧的当日下午，左派报章《新晚报》刊出自称“锄奸突击司令部”的匿名者发表的公告，声称凶手“应港澳爱国同胞的要求”，已“执行民族纪律”，“将林逆正法”。
　　“锄奸突击司令部”到底是谁?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仍未有解答。社会主流认为是左派所为，但左派从未公开承认罪责。自称前中共地下党员、前学友社主席梁慕嫻曾在《立场新闻》撰写《回忆林彬兄弟惨案》，说凶手为某间商会斗委会属下的“战斗队”所为，而其中一名成员后来移民澳洲。
　　张家伟在《六七暴动：香港战后历史的分水岭》就指出，一位来自福建、毕业于左派学校的20岁许姓人士，曾向同乡表示自己杀害林彬，事后逃到福建南安市官桥镇老家。
　　真正凶手是谁?这至今仍为悬案。

　　七、北角清华街炸死两姊弟，是左派做吗?

　　1967年8月20日，8岁的黄綺文及其2岁(或有称3岁)的弟弟黄兆勋，在北角清华街误触土制炸弹惨死，全城哗然。警方悬红二万五千元缉凶，而立法会非官守议员简悦强甚至建议政府对放炸弹者，处以死刑。凶手至今依然未落网。
　　社会主流均认为，炸弹是左派中人放置的。自7月12日，大埔戏院街大埔乡事委员会一枚定时炸弹爆炸后，左派便在城内不断放炸弹，而左派报章更称许此等行为。比如《大公报》在7月27日的报导就形容炸弹为“惩港英炸弹”，“爆炸声大长港九同胞的志气，大灭港英法西斯的威风”。
　　而诡异的是，当清华街两姐弟被炸的消息一出，全港报章翌日皆有报导此轰动惨案，唯独《文匯报》与《大公报》只字不提，令凶手为左派中人的嫌疑色彩更浓。此事为六七暴动的转捩点，群众转向支持港英政府。
　　多年来，左派闭口不谈。近年开始，部分左派人士图为事件翻案，否认是他们所为。
　　比如2010年，由六七少年犯组成的“六七动力研究社”就在其网页指出，那个炸弹既没标註“同胞勿近”，清华街又为“掘头路(盲巷)，完全不符合左派摆炸弹的条件”。
　　另外“六七动力”又强调，当年清华街一带是“左派机构的宿舍所在地”，炸弹放在车头盖上，而“该车停放之处恰是当年新华社领导宿舍外面”，所以他们觉得左派不会刻意在那里放炸弹伤害自己人。
　　曾任职《文匯报》的周奕也在其2009年出版的专著《香港左派斗争史》提出类似的质疑：“为什么要把辛辛苦苦搞出来的炸弹冒险摆放在该处?”他认为“在这里放炸弹只会伤及无辜，如此做法只会招来居民的反感，对谁有利?答案只有一个——港英。”
　　多年来被主流定性了的清华街惨剧，近年部分左派力图翻成悬案。

　　(本文摘自香港端传媒，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