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1962年，当我们这伙人心气最盛的时候，正好来了一个施展的机会。当时母亲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文学，该校有一群诗歌爱好者。学生会主席张绪曼来我家，和我母亲商量举办一个大型诗歌朗诵会。我正好在家，就一起商量，我们和他们联合举行，上半场朗诵名著，下半场读自己的。
　　我们这些人很兴奋，每个人都认真地准备。杨孝敏准备普希金的《致大海》，她又请来一位女生，蒋定粤——抗日名将蒋光鼐之女来助阵。两道剑眉，果然是将门虎女。人们说她像西班牙女郎。
　　那天至少来了百十口子，座无虚席，后面也站满了人。我们这伙中学生虎虎生气，尤其下半场，张久兴朗诵了“马式风格”的一组短诗，尖锐幽默，使人耳目一新。张新华也朗诵了自己的诗作，但他在下面谈笑风生，一上台有些紧张，可能是他不如张久兴那样自信。我全文朗诵了长诗《燃烧的心》，实在太长了，居然大家坚持听完，然后掌声雷动。其实，大学生也是年轻人，和我们差不多。他们也兴奋不已，工艺美院的黄传伟、张鸿宾都跑到前面来，和我们接著交谈。张明明是后来才发文讲述这件事的，当时她并不在场。
　　我在诗的结尾说：我们——太阳纵队!
　　董沙贝平时说话不多，但一激动起来，比我们还疯。散会时，已经半夜了，人们沿著马路往我们家走，边走边兴奋地交谈。我们不只以为“震”了大学生，因为诗只有与读者直接见面，朗诵给他们听，看看到底能不能撞击别人的心灵。因为这以前我们只是在沙龙范围内，自我欣赏，到底有没有点真东西?心里还是没底。这第一炮打响了，使我们信心倍增。
　　沙贝突然兴奋地大叫：“咱们就真的立刻成立‘太阳纵队’!”一句话，把谈话中的火花，变成熊熊火光了。七嘴八舌，如何活动，如何自己动手刻钢板，自己印刷，等等，一系列的计划。那天人太多了，有一半人留在我家继续聊了一夜，另一半人在大街上遛了一夜。
　　可见，那会儿，我们爱诗、爱艺术到了半疯状态。那会儿，真是没想到政治的阴影将会多么沉重。我们又不想当官儿，政治和诗有什么干系?

　　八
　　“太阳纵队”的确开过一次正式的成立大会，那是在老北师大的?庄楼。在一间腾空的教室里，下午斜阳，懒懒照在墙上。那是1962年底或1963年初。参加的人有：张久兴、张新华、董沙贝、于植信、张振州、杨孝敏、张润峰和我。由我起草了章程。那时，还是太年轻，我在章程开始，直率地说：这个时代根本没有可以称道的文学作品，我们要给文坛注入新的生气，要振兴中华民族文化云云。那时，我哪里知道，当时文人们失去灵感、失去灵气的原因和苦衷。
　　我们打算至少每个月搞一次比较正式的文学沙龙活动，每次每个人必须有新作品问世，墙上掛画，诗人们朗诵作品。然后，切磋研讨，慢慢形成艺术强力集团，最终会被社会承认。
　　在那个阶段我写了长诗《燃烧的心》、独幕剧《对话》、电影剧本《孔雀石》和一本短诗集，其中自己比较满意的是《鸽子》。我也画了《丹柯》、《随梦录》等画作。张久兴那时的主要作品都是短诗，张新华也是。
　　后来加人的牟敦白作品比较多，有诗、有文，也有画作。
　　我的这些作品的风格显然受尔迪、艾吕雅的诗影响较大。喜欢?比喻、象征，也喜欢用颜色来装饰。我画的画，在那时受蒲菲和其他后期印象派画家的影响。当然，用语言来描述原来作品的风格，就很难贴切。原来在写“太阳纵队”一文时，以为作品已经全部散失了。这次回到北京，才听说这几年来，有许多有心人已经开始整理和收集这方面的东西了。他们也收集到一些我的短诗。
　　早几年，我们沙龙后来加入者，甘恢理打算出一本我们这个沙龙参加者的作品集。据说材料已经收集不少了，可他突然病逝，使那些资料就下落不明了。至少，我不知道会在哪里。

　　九
　　郭世英的沙龙X诗社成立，那时他正在北大哲学系读书。据说由于他们想去法国，被破获，全数被捕。消息很快传开，我们立刻停止了有形的组织活动，只是同人来往而已，化整为零。所谓：凛冽冬风百草散。
　　1963年，我们沙龙人员也发生了变化。张久兴参军走了，成了坦克兵，而于植信因为要去法国留学被发现，被送去天堂河农场“组织劳动”。秋天，我上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美术理论系，同班有一O一中的同学巫鸿，他和我当时在文学艺术方面都很谈得来，他也通过我认识了沙龙中的各位朋友，也经常参加我们的活动。
　　那个年龄的人都很重视难得的友情，那时我们就成了铁哥们儿。我们也都写东西，也画画、摄影，志趣相投。又同时爱上了蒋家的女孩子，我追蒋定粤，他追妹妹蒋定穗。
　　她们家的大哥蒋建国也是中央美院毕业生，搞版画、摄影，二哥蒋之翘写古诗，蒋庆渝写新诗，小弟蒋庆宁也一心想写小说。那一段时间，他们家成了这阶段的沙龙。1964年至1965年，地下沙龙的压力越来越大。我的朋友袁运生的毕业创作《水乡的回忆》，被视为西方资产阶级艺术观的产物。在官方权威杂志《美术》登了这张画，准备批判。学校里马上0五笳，这幅巨幅油画搬出藏画楼，堆在?乓球室，准备?批。袁运生、丁绍光、张士彦三个叛逆型画家，和我们都是铁哥们儿。当时袁运生已经去了吉林，还不知道大祸临头。
　　我和吴尔鹿、于植信、蒋定粤分别商量，怎么救哥们儿一把。我忽发奇想，偷走它!失去了靶子就无从批判了。我那时真喜欢那张画。我决定独立行动。趁美院团员大会之际，校园里没人，我潜人学校体育馆，从画框上割下那张画，捲成一卷，极为惊险地混出学校。
　　当那张画铺满了我家客厅的地板，吴尔鹿跑来欣赏。我大汗淋漓，一面为老袁高兴，一面为自己独行侠的成功而得意。
　　公安机关为此到美院“做案现场”，做为政治案件处理。气氛紧张，没人怀疑过我。哥们儿纷纷来欣赏那张画，对我的邪大胆五体投地。蒋定粤以女性的现实精神告诫我：当局一旦获悉，这一条就能判你。对此，我是毫不在乎。我相信都是铁哥们儿。

　　十
　　当时，沙龙人员也在流动中，一次在天安门集合准备到文化宫去活动时，董沙贝和吴尔鹿骑车过来告辞，说他们不去了。事后才知道，人们当时已经觉得，我的领袖欲太强，老想当“精神领袖”。所以，就会使同龄人心理上不舒服。那时有人已经给了我四个字——“不可一世”。可见年轻的艺术爱好者们，真不知天高地厚，人生艰险。其实我天生对人热情。那时，一方面我年少气盛，也无所谓。另一方面，也照顾不同的人面，所以沙龙也只好分散活动了。你总不可能让人人都能互相容忍。
　　在那一阶段，主要活动除了上述的蒋家沙龙，还有其他的活动地点，特别是在一个不愿写他姓名的朋友家，那时我们是好朋友。他家的沙龙主要去的人有李昌元、朝增兴、巫鸿，吴尔鹿只去过一两次，后因和他不和而不去了。他家除了有大量的灰皮书、黄皮书，还有最新的西方音乐唱片。后来，也是在他家“听了”披头四“，我们开始迷上了现代音乐。
　　一天在他家吃午饭，我们放著德国现代歌剧唱片。他父亲进来，脸色就不太好看。我那时居然没注意到。等放完一面，本应该赶紧换一张古典的。我却拿自己不当外人，又放那另一面。老天!
　　那年头儿，现代音乐就是反动音乐。我真是个不顾后果的祸头子。
　　他们老两口儿诚恳地找我谈话，给我亮出了黄牌。他们当然怕我影响他们的孩子，同时也担心我这样下去非常危险。当时，我很耐心听他们的劝说，心里却觉得他们多虑。
　　后来回想，他们是有预感的，他们对残酷的政治比我们清楚。对政治斗争，也有长远与深刻的记忆。
　　初生之犊，哪儿听得懂?另一个活动地点是在阜外大街一片楼里。郭世英一案里，最年轻的一个牟小白，最早被放了出来。就跑来找我，自然而然，他就成了我们沙龙的新人。
　　他家成了另个活动地点，也有时候去王东白家、去甘恢理家，后来又认识了郭大勋、郭路生。我们经常聚会，玩秘密写诗、画画，游戏，喝酒。没有钱，只能喝廉价酒。下酒菜往往是咸菜，或生拌大白菜。有一次董沙贝带来个青萝卜，用铅笔刀削了削，大家觉得别有风味。他还会把萝卜雕成一只猪。连吃带玩。张士彦是老大哥，他已经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毕业，到文化用品公司上班了。每次他来看我们，总是带一瓶“中国红”。
　　大家齐声喝彩。
　　那个时期，我写了一本短篇小说，也许受了海明威早期小说影响，风格比较像散文，情节性不是很强。记得有一篇是根据王东白讲的一个真事，发展变化而来的。写的是一个日本女孩，在中国长大后邂逅一个中国男孩的故事。另一篇是关于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的故事。有次，我哥碰巧翻到我这篇小说，他大惑不解，问我：想说明什么问题?我说这没法说清楚。

　　十一
　　那时候，我哥哥正在“哈军工”上学，他在党内还是个干部。戴晴开玩笑说：他是我们上级。他们暑假回到北京，和我们一起玩。他们听说我爱朗诵，晚上在颐和园长廊，我先朗诵老马的，然后朗诵艾品雅的《自由》、《贝里》……他们大为惊奇，可能我们接触的文学不是他们熟悉的，而是另类。戴晴当时也喜欢文学，正在熟读《红楼梦》。那是，我们的趣味是有些差别，似乎我们那伙人太“现代”了。我估计那会儿，他们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位法国诗人。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的关心与宽厚，使我感动。但我并没有给他们念我那些“不合时宜的”怪诗，也没告诉他们我们有那样的沙龙。
　　我们那时有两套系统，一套对付社会，一套是我们自己的游戏。
　　有一次，在展览馆餐厅门口聚会，吴尔鹿和牟敦白与我谈起，到底我们写的东西，到了什么水平?是文学青年的习作，还是已经可以算是成熟的文学作品?
　　我们争来争去，后来决定，一个月后，每个人拿来一篇新作品，既要有自己的风格，和自认为有艺术性的作品。同时，也不触怒社会，然后投给《人民文学》，投石问路。一个月后，我拿来了《进军号角》，很受老马未来派风格的影响，是首政治抒情诗。但是艺术必须走出一条新路。在那时，也必然要先批判西方没落的艺术。同时，也写了毛泽东。但没有从感恩的角度来写，而是试图从一个人、一个诗人的角度来赞颂一个质朴的人。
　　我忘了别人写了什么，总之，大家同意投我写的这篇。
　　必须说明，那时候我们“太阳纵队”不是一个政治组织。秘密写诗，只是怕别人破坏我们的游戏。但我们也没想用诗来反对“现政”，对抗当局。我们既不是革命，也不是反革命，只是不革命而已。
　　我们以马雅可夫斯基的话说：从我们自身角度，诗人是天生的革命者，天生的叛逆。但和无产阶级的集体性的团体革命，是不一致的。可以说《进军号角》，是用老马式的语言，阐述我对文艺必须革命的愿望。当时，有个错觉，认为党内官僚系统是下面搞的，而毛是诗人，周是智者，他们心里是清楚的，可改变不了整个官僚系统。
　　我这首诗，没有通过任何关系，而是像千百投稿者那样寄给《人民文学》的，未曾想到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风波。
　　大概两个星期后，我的乾爹朱丹伯伯来电话找我去。先插一句，朱丹伯伯是我父亲多年的老朋友，因为他自己没有小孩，就计划把我过继过去。后来，他妻子有个亲戚的孩子也过继了过来，我就成了哥哥。后来就改为“乾儿子”了。他原是文化部艺术局负责人，特别爱开玩笑。知道我去看他，传达室问我和他什么关系，我张口结舌。他说：下回再问你，你就说“太子乾天下”!从这里，可以看到他的豪爽与幽默。
　　我一到他家，看见冯牧先生也在。朱丹伯伯见了我激动地说：怎么你写东西也没告诉我，也不拿来让我们看看就直接寄出去了?我苦苦嚅不知如何回答。后来鼓起勇气说：自己写的东西，好不好还不知道，不想借您的力量去帮忙。冯牧先生淡淡地一笑说：
　　现在年轻人真厉害。
　　他们告诉我，这首长诗在文艺界上层引起很大震动，下期《人民文学》就要全文发表。发表以后，很难想像是什么影响。朱丹伯伯又兴奋，又担心，因为当时文艺界正处在一个进入敏感时期的关键时刻。
　　后来《人民文学》一位姓雷的编辑找我谈了谈，他见我这么年轻，颇为感慨。说让我改一些小错。
　　这个消息，不知从何途径也传到中央美术学院。那时候对能够凭自己冲入社会，得到承认，就觉得是“天才”了。于是人们开玩笑，把我也列人美院十大才子之列。“太阳纵队”的人，也都兴高采烈，认为我们这几年的苦学苦练也终于被社会承认。所谓也够“公认水平‘了。可见，那时我们也并不刻意与社会相左。还有年轻人的虚荣心。
　　可这一段如果真的“如愿以偿”，我们会不会也登堂入室，弹冠相庆，就此被收编为“御用文人”。是有那种可能性，其实，党组织没有我们自己那么天真。那首诗，始终未能发表。
　　第一，正好文艺界开始批判“中间人物论”、“人性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而邵筌麟首当其冲。后来才知道，是邵筌麟签发我那首诗的。第二，后来听当时市委宣传部长陈克寒的女儿告诉我，关于大学动态的内部资料，把我描绘成一个流氓般的“资产阶级文艺青年”。
　　我的名字和“坏人”相等。
　　你想，像我这样的人怎么会被他们相中。

　　十二
　　在明白即使你的作品合了当时社会的“格”，人家也不会给你发表了，于是，我们决定自己出手抄杂志。
　　因为，知道这是非法的，所以，只是在我家小规模地试行。我父母也参加了，他们的思想在当时，也实在超前了。
　　其实出版方式也很简单，大家都用同样大的16开纸，稿纸和图画纸都行，留下装钉线就行了。当时参加的还有陈乔乔、耿军、邹枫、张大伟、蒋定粤、张寥寥等。谁主编谁来设计封面。我主编的那期封面是铁栅，用红色透出两个大字：自由。
　　也许，那是一种预感，一种对自由没把握的惶惑状态。
　　那期我记得乔乔写的是回忆童年的诗，那风格比较古典。耿军是漫画连环画，是讲当时恋爱的几大戒律，十分有趣。邹枫和蒋定粤都是抒情散文，比较古典。张大伟是怪异的梦幻录，还有光怪陆离的插图，很受象征派或有爱伦堡的恐怖气氛营造痕迹。张寥寥画的讽刺漫画，画上有河马等等，十分可笑，而河马正好在撒尿，而尿下有一棵小小的树，旁边写“劲松”。
　　我是用两种不同风格画了两张画，写了两首诗——“对春天不同的解释”，一边是用古典风格，另一边用现代风格。
　　“文革”一开始，我们马上请蒋定粤把这些期杂志藏起来，后来似乎在她家也不安全了，就转移到理召女士家里去。再后来，她也保不住了，只好付之一炬。

　　十三
　　1966年，袁运生的画、“太阳纵队”组织、秘密聚会、与法国留学生交往、我的诗、我的政治笑话——种种原因，我被抓，我逃跑，我被通缉……在与朋友们匆匆分手之际，在送给王东白的本子扉页上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逃到南方的时候，甘恢理写下伤感的别离诗《我不相信：你真已离去》。当时，人们传说我已经逃到了海外，其实我只是逃到了杭州。
　　后来，我又被抓回来，先关在学校，后来就进了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被无数次审讯。他们一再追问那个“反动组织”——“太阳纵队”。我的全部作品都被查抄，他们甚至在中央美术学院开了一个展览会，向人们展示我已经是反动艺术的追求者，已经走了多远。那些东西或许至今还保存在北京市公安局的档案室里，或许早已焚为灰烬。于是，我成了一个不存在的组织的“领袖”。一个没有作品的诗人。

　　附录：
　　我想把当事人今天的情况，简述如下，也许会对研究者有用：
　　一、张久兴：我的案子发了以后，连累了在军队中服役的他。他被整得很惨，于1972或1973年自杀身亡。
　　二、甘露林：后来上军事外语学校，在军中也被整。于1972或1973年自杀身亡。
　　三、于植信：后在天堂河农场改名于铁生，被送到新疆农二师。80年代末回北京，在工艺美术馆当保卫，后提前退休。写很多电视剧、电影剧本，但不合时宜，未被任何地方采用过，现仍然在写。
　　四、张新华：现为中国农民美术协会秘书长，自己一直在画画，也曾到匈牙利和美国展览。
　　五、张振州：现在中国电影发行公司工作。翻译许多关于自然的电影片，如《动物世界》。没有再写作。
　　六、董沙贝：现旅居日本，在一所大学教绘画。现在他热中摄影和国画。
　　七、吴尔鹿：现居纽约和北京。是著名画商，同时也写艺术评论。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美术史硕士。在北京开有画廊。
　　八、张润峰：听说搞出版发了小财，后开文化书店。周围有文学青年圈子，未见有创作。
　　九、杨孝敏：因我们案子影响，一直在工厂当翻译，现病退回京，个体翻译工作者。也翻译艺术评论。
　　十、蒋定粤：现居洛杉矾，是医生。
　　十一、牟敦白：又名小白，是唯一横跨两大沙龙的健在者。这些年一直在写作。在如《南方周末》等国内刊物，写焦点报导。如《陈衙内何许人也?》(陈小同)。也写地下文学回忆如《X诗社回忆》等。现在内贸部当土木工程师，业余笔耕不輟。
　　十二、巫鸿：芝加哥大学中国美术史讲座教授。有时画画，有多部美术史论著作问世。有本关于汉画像砖的论著获得美国亚洲学会奖。
　　十三、甘恢理：后任中央民革秘书(或副秘书长?)，一直想把“太阳纵队”的作品整理、出版出来。不幸英年早逝，未能如愿以偿。
　　十四、郭路生：现在北京，还一直写诗。住在精神病疗养院里。我们有时接他出来，在我家畅谈往事。
　　十五、张大伟：在北京实验中学教高中语文。依然坚持写东西，但很少发表。
　　十六、张寥寥：在北京一文化公司当编剧。他依然在写东西，时为公司拍片用，时为自己高兴。
　　十七、王东白：身体不好，提前病退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