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8年，我为了住校，从北京四中转到育才中学。正好赶上大跃进，当然钢也炼了，试验田也挖了。这时候“文化大跃进”开始了。
　　当时我们班负责“写百首诗，画五十张画”的是陈乃云，她家就住在学校旁边。我和她一起写大标语的美术字和画壁画时，她动员我好好多写诗。当时我就趁机要她借我诗集看。她很热情，回家把涅克拉索夫的长诗《在俄罗斯谁能自由而快乐》拿来借给我。
　　她对我的鼓励，对我在“育才”很快成了“诗人”大有关系。
　　陈乃云后来也经常参加我们的活动，但她不知道我们曾经组织过“太阳纵队”。因为她是又看画、又弹琴的好学生，我们也去她家看画册，听音乐。她父母都是“人民日报”的编辑，她是有头脑的好孩子。我们不会吓著她，没提过组织的事儿。后来，也认识了她妹妹三反，也就是后来颇有名气的李银河。那时候，我们就喜欢谈抽像的东西，也许是青春所致，也许是文学所致。
　　在育才中学，很快我写了不少诗。虽然也读了莱蒙托夫、普希金等人的作品，最喜欢的还是马雅可夫斯基。喜欢他未来派的幻想，喜欢他鏗鏘有力的节奏。
　　一次在全校的“赛诗会”上，我朗诵了在当时算别具一格的长短句：像雪崩/像山洪/积极地有力地快速地/滚动著历史的巨轮/这是谁?/我们!/青春的象征/革命的先锋……结果，在学校大大出了风头，我正少年气盛，锋芒毕露，一群群比我们低几年的小学生，一见到我，就尾随而来，一块儿喊：这是谁?/我们!/青春的象征……其中最活跃的是牟小白(即牟敦白)后来，他捲入了“X诗社”和“太阳纵队”。他们班另一个最不活跃的孩子，对这些浑然不觉，正琢磨著如何争得自己的生存位置，这就是马波——老鬼。那时他在练武。
　　教导主任白桂森老师，可能是根据上边的精神，说我这首诗有思想问题，是青年主义。根本没提党和主席，也没提三面红旗。
　　我委屈地自我辩驳;列宁肯定的马雅可夫斯基，好些诗也没提那些，这又不是写社论。
　　我又正好看了当时的苏联电影《诗人》，觉得诗人必然是反叛的，再看马雅可夫斯基的自传和别人写的传记，觉得诗人必然是受苦的。其实，根本没想到那苦会有多深，我是否可以承受。那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就自找苦吃。
　　我就认为自己是反对官僚和小市民的诗人，和同道者张久兴、甘露林，骇世惊俗地剃成光头，学老马的样子，穿件俄式军棉衣，腰里勒一根电线。每天早晨在育才图书馆前的小松林里，狂背老马的诗，成为育才中学的一大怪人。
　　在学校的校会上我多次被批评。当然，他们也是有道理的，觉得这是青春期的骚乱和躁动。好在我们光写诗、背诗，没打架寻衅，校方勉强容忍了我们。
　　我依然在秘密写诗，一般不出来乱念了。甘露林当时比我还是老实一些，他似乎是负责壁报的出版。甘露林的父亲是甘重斗，是当时的内务部副部长。
　　甘露林问我对壁报的意见，我直言不讳，认为全是一片歌舞昇平，有什么意思?应该出讽刺性的，提出问题的，儆省众生的。他大为赞同。于是，我们就合作出一期“黄蜂”，和“牛虹”的意思一样。
　　壁报只轰动了一天，第二天被勒令取下。我和甘露林被叫到主任室。白主任第一次暴跳如雷，现在平心而论，那时“反右”刚刚过去一年，他真是为我们的前担忧。
　　他说：“你们如果再大一岁，在高中，早就够当右派了。你的诗是针对谁?你的漫画为什么矛头指向团员?还画两只小狗打架?太恶毒了。还签上‘狼狼’两个字，你想吃谁?”他休息一下，又中肯地说：“回去问问你们爸爸，这样下去会是什么结果?”我们当时虽然不知道有多严重，但知道白主任没有开玩笑。我们全蔫了，那时才十四岁。但也都没敢回家问爸爸，别添乱了。第一次明白——那是禁止的游戏。

　　二

　　1959年，我上一O一中学。和军校一样，穿铜扣制服，戴大簷帽，当时在北京算是准军校了。最流行的读物是《红肩章》、《船长与大尉》、《军校学生的幸福》。那时，我努力学规矩，没敢提自己的“犯规诗”，间或写应合之作。在全校大会上朗诵老马的：
　　我要像狼一样
　　吃掉官僚主义
　　证明文件
　　我瞧不起
　　任何公文纸片子
　　全滚他妈地去!
　　借别人的诗吶喊，是趁机发泄，也算是一种勇敢。那胆子来源于我那时刚刚开始暗恋著一位优雅的女生——张美君，她无论在哪儿一出现，哪儿就光芒四射。
　　那时，蔡元元是话剧团团长，我算是副团长。为纪念鲁迅，我和张美君导演话剧《祝福》，又辛苦又愉快，难忘的合作。在排练和演出中，在后台和郭世英开聊。那时他主演《过客》。本来，由于我的不逊，最讨厌他老爹——郭沫若。可他本人不错，爽朗、大方、聪明，而且也喜欢诗。一点儿也不像他爹。当时，他比我高一年，我很佩服他，他也写诗。我觉得找到了同道。
　　两三年后，我在北海冰场上，遇见刚刚从牢里放出来的牟小白，他告诉我，“X诗社”的事情被发现了之后，参与者全体被捕了。当时小白惊魂未定。我请他到我家来，当时他紧张到要看每扇门后面有没有人。甚至怀疑我和公安局有关系。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才正常起来。那时，我还笑他十年怕井绳。
　　其实，他没有错，没有四年，“文革”中郭世英就自杀了。我不能相信，但他的确是死了，只因为爱诗，爱用自己的脑袋想事。后来，也有确切的消息：他是被打死的。当时，他是被捆在椅子上，是背著椅子跳楼的。总之，他为此付出了生命。
　　人真是一种脆弱的动物。

　　三

　　1960年，张久兴读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学法语、弹吉他、唱歌、读诗、写诗、画画。他固执而热情，浓眉大眼，唇绷成一条线。五短身材，练一身钢铁肌肉。他从不服输，任何事情，他都想做成“最好”的。人们叫他“小拿破仑”。诗如其人，很有冲击力。
　　在他的动员下，我从一O一中转到外院附中。如果不转学，可能就不会有“太阳纵队”。因为外语学院附中管得没那么严。尤其是在“困难时期”，人肚子一饿，精神就宽松了，当局没精力管那么多。
　　一开始，主要是我和张久兴两个人在秘密写诗。当时的直接原因，是张久兴爱上了在实验中学读书的陈乃云。每天到放学时分，我们俩就在校门口等候，因为陈乃云正好骑车从这里路过。且不论恋爱故事是否成功，但至少张久兴一下子变成了多产诗人。让我望尘莫及。可见激情出诗人。很快，我们周围吸引了一群文学爱好者。张新华是我在一O一中的同学，本来比我低一班，在我休学一年以后，我们同班了。张久兴反而比我们高一班。张新华父亲是西安第四军医大学的副校长，是个爱文的军人。
　　张新华也爱写爱画，一沾艺术就疯，在外语附中曾经因吃完了全月饭票，而不得不躺在床上吃伊拉克枣酱。我把半个月饭?给了他，请病假回家。好在我家人口多，可以混过去半个月。
　　张新华竟在这年头非要画油画不可，让人哭笑不得。他对朋友真是两肋插刀。于植信，多愁善感，一手漂亮字，一口漂亮法语。我们还胡乱穿衣的时候，他已经雪白挺刮衬衫，毛蓝布的贴身长裤。所以，人们叫他“奥里维尔”——《约翰·克里斯朵夫》里面的苍白小生。
　　天天他皱著著名的眉头，念一些法文名诗，波德莱尔什么的。他也写一点，还翻译一首中文诗为法文。他主要兴趣当时似乎不在创作，而在于一种诗的氛围。人们说他脚不沾地。
　　张振州，薛宝饮外型。父亲是大提琴教授，在月光歌舞团时期，和王人美一起拚搏。所以后来，王人美成了张振州的姑姑。她内心细腻厚道，口碑一直极佳。王人美晚年，她为王人美尽心尽力，周围人都对她的孝心感动备至。但他们不知道，她年轻时写过许多优美感伤的散文诗。谁能了解年轻时的她?
　　杨孝敏，学者型的女生，学习成绩一直拔尖。敏感而略显紧张，好写点东西，也似乎过于认真，过于激动，当时粗枝大叶的我们，觉得她有“过犹不及”的毛病。董沙贝，黑瘦黑瘦，一身运动家似的腱子肉。他从小和我住在一个院子里，那就是黄永玉写的《大雅宝胡同甲二号》。而他和我又同年，又是隔壁。从小就在院子里一起画画，搞壁报。他本来动员我和他一起去美院附中，我都去了一次。但后来张久兴的热情，和美院附中的教导主任说要另考，我就来了这边。沙口大为失望。不过，这个阶段，他经常来我们这边，他当时就画些现代派油画，那时是相当超前了，只能自己秘密地画。
　　尤其他父亲董希文又在改那张《开国大典》，每过一个阶段，总要刮掉一两个人。那会儿可能是刮掉彭德怀吧。
　　沙贝喜欢滑冰，喜好宗教和神秘主义。那时就会讲政治笑话。他的幽默属于蔫逗，但关键时刻往往出语惊人。
　　张润峰，是我们中间最小的一个。脑子快，模仿力极强，记忆力超群。但毛病也较多，其他几个人都或多或少不愿意他参加我们的活动。后来，有人批评我领袖欲强，只要投奔于我，阿狗阿猫也都收留。其实，我当时读了他的一首叙事诗，写得很有灵气，也很感人。我觉得他毛病再多，也还是才子，别人说：“那诗准是抄来的，为什么再也没有更好的作品了?”我也困惑，但我们当时看了可以找到的各种诗，但没见过原型。至今我也不太清楚。

　　四

　　当时，我们这些人多半是出身于干部家庭或艺术家庭，对社会上的残酷和严峻，不甚了解，至少觉得与我们无关。而且，在学校里也不屑去争权夺利，别人别干涉我们的文学游戏就行了。这沙龙的成长是在困难时期完成的。我们这个沙龙的形成，有两位不能不提。
　　第一位是我母亲陈布文，她和我们沙龙的每个人都见过。与其中几位都经常长坐恳谈。她自己年轻时，就给《论语》、《宇宙风》写稿，给《扶轮日报》撰文。解放后，也给《人民文学》写小说，给《新观察》写散文或报导。但始终觉得无法畅所欲言，希望在我们这一代。当时，她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文学，和许多文学青年成为朋友。周末，我家里经常挤满她的学生。想来，后来张明明对我的帮助，多半是看我母亲的面上。
　　她亲手帮我、张久兴、杨孝敏改诗，改文。也在读书上常给我们忠告。我们这一时期的沙龙活动，她差不多都参加了。只是，她不知道后来我们要搞组织。当时，我们沙龙许多人读书，都是向她借书。除了文学名著，我家还有一些书是她自己精选的，比如《冰岛渔夫》、《伊尔的美神》等在当时没有出版，这是解放前的旧版，都是她保存下来的。
　　此外，她还奇迹般地保存差不多全套的《论语》、《宇宙风》、《太白》、《小说日报》等30年代的文艺月刊。这些书是我们的一大泉源。
　　第二位是作家海默，当时，他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去劳改了一段时间，由于劳动沉重和严重营养不良而半身麻痺，被同意回京治病。我家的诗歌晚会，他差不多都参加了。当时不愿惹麻烦，就说他是我家的三叔。因为他也姓张，所以顺理成章。沙龙里的年轻人只知道我家有个有趣的三叔。他富于激情，出口成章，而且非常幽默，你想那年头在北京还有多少这种人物?所以很快他就成了中心人物。张久兴后来也到海默家去，和他谈他自己的诗作，后来的蒋定粤也常去他家，谈文学、生活之类。但多数人直到后来许久，才知道他是谁。
　　在“太阳纵队”圈子内，人们不无调侃地说我是“精神领袖”，而真正的精神上的导师，无疑是上述二位了。

　　五

　　我们的“精神资源”，可以说是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是书籍，除了上述家藏的书之外，海默家的藏书，也是我们争相阅读的“资源”。比如雷马克的《凯旋门》、《流亡者》，巴尔扎克的《刚巴拉》等都是罕见的解放前版本。《基督山恩仇记》更是国内当时绝对见不到的。
　　再者，当时我父亲有北京图书馆的内部借书证，可以借许多当时中国的禁书，像《十日谈》、《地粮》等。同时，我父亲也买了许多后来被称之为黄皮书和灰皮书，这才读到了《麦田守望者》、《在路上》、《向上爬》、《愤怒的回头》等作品，我拿《愤怒的回头》到学校，热情推崇，从头到尾读给朋友们听。那时虽然也喜欢叶甫图申科的《娘子谷及其他》、阿克萧诺夫的小说《带星星的火车票》等，总之，读遍了当地的“内部图书”，但最喜欢也最受震憾的还是《麦田守望者》和《在路上》。
　　当时狂热到这样程度，有人把《麦田守望者》全书抄下，我也抄了半本，当红模子练手。董沙贝可以大段大段背下《在路上》。那时居然觉得，他们的精神境界的和我们最相近。
　　那时，我们读书、谈书成了主要话题。所以搜寻书刊也是重要活动。外语学院附中，离琉璃厂最近。下了课，我们流连在旧书店。在这里，我买到了《美国现代诗选》，也第一次读到了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让一保尔·萨特是上大学后才从内部书中读到他的作品，那是后话了。
　　第二是画册，前面讲过陈乃云家的俄罗斯画册，而我家有从分尤其是从法国带回来的画册。我们也常去图书馆看各国可以阅览的画册，也去参观有限的各种画展。国画欣赏的机会更多，我们就住在琉璃厂旁边。
　　第三是电影，当时引进了一批外国电影，至今来看水平也不低，那种西方幽默，给我们震动很大。卓别林的《淘金记》。《凡尔杜先生》、《城市之光》等，都是这时开始内部放映。而公开放映的英国影片《一个士兵的经历》、《鬼魂西行》，德国的《神童》、《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古堡幽灵》，西班牙的《影子部队》，法国电影《红与黑》、《她在黑夜中》，奥地利影片《冰上的梦》在北京家喻户晓，我们都看了很多遍，张润峰差不多能背下来全部台词。
　　可见，在困难时期前后，“人们饿瘦了躯体，养壮了灵魂。”
　　在这样状况下，我们沙龙的人，都创作欲极强，很想找机会表现一下，光在小圈子里比试，觉得很不过隐。还想大展鸿图。
　　但陈乃云比较面对现实，有一次来我家参加诗歌晚会，完后，她诚恳地对我说：“还是要注意些，不然会有麻烦。”我听了根本没放在心上。

　　六

　　我曾仔细想过这个问题，当时在中国，在那样的环境，对写诗、搞文学的可能危险性，也有所察觉，但怎么还那么“胆大包天”呢?
　　可能，我们那一圈人，从小就住在寄宿学校，对社会基本毫无了解。自己头脑中的社会和外在世界都是从文学中演化出来的幻象。而且，初生之犊没见过真虎，当然没有畏虎的心态。
　　我母亲和海默在言谈话语中，对官僚的蔑视，对文化界党棍的鄙视，直言不讳，我从小就耳濡目染。例如说：周扬是一脸死人白。当时周扬如日当空。原来在延安，把我父母打成特务会议的主持人，就是周扬。我母亲不怕匯报，当时不只一次告诉我们说：当年爸爸被拖到台上之后，李江(另一个原来在北京的艺术家)上台去揭发说：张仃是特务，是发展他参加特务组织的联络人。歌唱家杜士甲跳到台上去，说：周扬同志，张仃要是特务，割下我的脑袋!周扬慢条斯理地说：杜士甲同志，你的脑袋值几个钱?第二天杜士甲也被抓成特务了，他气疯了，在回去的路上，趁看管人不在意，纵身跳到路边的井里。未料到，是个枯井，摔得鼻青脸肿……
　　这样的故事，我听得多了。年少气盛，不但不怕，反而觉得，搞艺术的人就得有这么个气魄。恰好身边又有海默这么个榜样。我就觉得为艺术，冒风险算得了什么?认为当艺术家就是叛逆，一点儿不知道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我也在朋友中讲这些故事。基本的意思是，状元当不了艺术家，艺术家也不屑去当状元。
　　那个阶段，我们写诗、画画，和现在的状况很不相同。因为那时候，我们很清楚，自己的东西，不但不合潮流，甚至相左，根本没有发表的可能性。所以，不可能在可预计的未来被社会承认。另一方面，也绝不可能用这些作品去卖钱。当时社会不允许，我们也没有这个概念。只是想当艺术家，这个“无冕皇帝”的头衔，足以使我们自得其乐。
　　我们这样的选择，我母亲很支持。这也许是因为我家男孩子有五个，实在让人心烦。有一个想“为艺术而艺术”，也算是一种调剂吧。另一方面，母亲从小就喜欢文艺，始终未能如愿。所以，也许她对我有些期许。
　　母亲常常告诉我，艺术家就是叫化子，问我是否甘心如此，那时候，我已经看过《梵高传》、《米开朗进罗传》等等，心里有了一个价值标准，恨不得自己再困潦倒些才好。最后，母亲劝我好好学门手艺，以谋食粮，譬如理发等等。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