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像很喜欢组织和参与集体活动，可是在集体活动中，你又好像并不高兴，有些郁闷……”大学时代，一位女同学如是说。
　　一般来说，女生靠直觉对我的评价，不是差之毫釐，就是谬以千里。但我得承认，这次她的炮弹命中了右舷。集体生活于我而言，确乎充满诱惑，也布满陷阱。
　　确切地说，我喜欢我自己选择的集体生活，我年轻时就梦想能过著“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剥削阶级生活。我喜欢，不，我简直是在有意识地追寻集体生活，一次放肆的聚饮，一届世界杯的狂欢，一段相濡以沫的浪游，内心隐隐企盼这些记忆会成为老去时必要的温暖。
　　我避让唯恐不及的，是被强加的集体生活。
　　集体生活对我们内心的影响之巨大，很多人认识不足。尤其在兵营和学校，一群内心敏感而热情的年轻人，会因为这几年的共处而摇身一变为何物，真是一个复杂而残酷的过程。莫里亚克说：“青春如同化冻中的沼泽。”想像一下，一个接一个化冻的沼泽，连绵不断地流淌、挤拥在狭小的宿舍空间之内，等待著彼此的穿越和沦陷。
　　当然，很多人浑然不觉，凭借青春的易燃与耐磨，就这样度过并忘却了那段平静而惨烈的日子。

　　我还记得有那么一段时日，宿舍里的空气紧张到让人有窒息感，一分钟都不愿多呆。于是我和其他两位同舍去了新教学楼。那里每星期二、四晚上，会有学校提供的心理咨询。那时不太有人去，怕被人说成有神经病。
　　那天值班的是一位副校长。他听了我们的陈述，先是循例劝我们要胸怀祖国放眼未来，同学之间要互相忍让，后来他看出我们并不好糊弄，而且也再没有别的人来咨询他，于是就放下架子，仔细帮我们找原因。
　　那已经是十三四年前的事了，但我清楚地记得，一筹莫展之际，副校长突然问起了同舍诸人的籍贯。
　　“陕西、四川各一人，其他都是广东的。”
　　“广东哪里?”
　　“两个广州，一个佛山，还有潮州、普宁、饶平……”
　　他一付恍然大悟的样子。他说，这样情况以前也出现过很多，自从学校采取措施之后，大为减少了。
　　他说，学校的措施是：每个宿舍来自同一方言区的人数不能超过两个。
　　超过两个会怎样?我似懂非懂。副校长说，三人成虎，三个人抱成团，其他人就会有被排斥感。
　　而我们宿舍，因为我们班主任是东北人，不知道饶平也属于潮州地区，于是宿舍里破例有了三个讲潮州话的“GA GILANG”(自己人)。
　　副校长还说，在军队里，常常不允许士兵之间讲方言。
　　这真是我人生学堂的重要一课。自此我用另一种眼光来打量集体生活，不再被表面上的称兄道弟打打闹闹迷惑，我开始朦朧认识到，在被强加的集体生活之中，如果你对这个集体没有认同感，那会是多么惨痛的体验。

　　多年以后，我听黄子平教授说起他太太在台湾上小学的往事：为了让台湾本地人“归化”政府，台湾的小学里，一律只能讲“国语”，不能讲任何方言，如果你发现哪个小朋友讲方言，报告教官，可得小红花一朵，对方则扣去一朵。
　　这种强加的集体生活，如今的反弹，大家都看到了，那可真叫厉害。
　　电视剧《一地鸡毛》里，徐帆狠狠地说了句：“合居就是法西斯!”
　　我也有过合居的经验，大学毕业，分配到报社，报社再把我分配到一幢宿舍楼里。一套一套的房子，大房间住夫妻，小房间住单身。于是我就与一对夫妻，外加一位电脑技术人员合住在一套三居室里。
　　自然，夫妻的东西占据了所有的公共空间，从客厅到卫生间。日复一日地穿行于别人的家具电器之间，在别人的毛巾浴帽和瓶瓶罐罐中冲凉，至于厨房，我从不踏进去一步，因为里面大抵堆满夫妻俩两三日未洗的碗筷。我呆在我自己六平方米的小屋里，煮饭、读书、写字、看电视、睡觉，憋屈得像一只茧里的蚕。
　　这种情形下，合居者不发生矛盾的，几希。
　　我们房还算好，顶多冷战。三楼有一家，两个男的是报社的，女的在外企。说起来也人模人样，可是女的跟不是她老公的那个男的干了一仗，把该男的打哭了。
　　这件事会到此为止?你忘了这是单位宿舍。足足一年，我在报社大楼里听各色人等嚼著哭泣男的故事，同情兼鄙视的眼光像柏油一样涂满他的轮廓。
　　也有两个淑女打架的，指甲挠扯头发扇耳光都用上不说，她们还分别叫来了相熟的男同事。那一仗之惨烈，对我讲的人真是绘声绘色，虽然那已是我报到之前三年的事了。
　　还有一次，隔壁小林带了个女生回来。第二天上班，我就听见看门的张姨问小林：什么时候结婚呀?你们年轻人真开放……
　　我不敢说我后来离开报社是因为这样的集体生活，但它肯定是促使我下决心的因素之一。
　　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有意避让强加给我的集体生活。我上研究生时不住宿舍，宁愿在外面被北京房东欺负，每学期搬一次家。

　　七年后，毕业了，我自然而然地，就进了一家不用每天坐班的单位。其实当年，我会选择报社，大半也是因为听说不用坐班。谁知领导让我干的，不是记者，而是每天干十三个小时活的编辑。
　　我以为愿意来这个贫寒之所任职的人，都是不喜欢集体生活之辈。然而伟大领袖说得好，只要有人群，就有左中右。同事中有两类人，一类像我一样，巴不得每周一次的坐班都可以取消，另一类，时不常地主动来单位，还天天搬著脚指头算日子，盼著周二能见到更多的熟人。
　　现在，我每周只去一次单位。一周下来，总有不少的事要处理。要去图书馆、科研处、人事处、办公室……势必要多次进入并穿越研究室外那条长长的幽深的走廊。
　　我新的困惑，是如何在正确的时间走进这条走廊，才可以遇到我想见的人，而不至于与不想见到的人相遇。我相信，与我有著相似困惑的同事不在少数。
　　我们伏在研究室的门背后，倾听外间的动静，尽量选择恰当的时机，走入一个未知的世界。当我拉开门的时候，往往祈求著一份好运——其实遇见谁，于我如何度日，并无实质影响，但被强加的集体生活，也是一种被设置的生活。避让这种生活，似乎已经变成我的天性。王小波笔下那只猪能做到那么好，我总不好意思比它差得太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