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卓与幸运儿的放弃是更深层次的放弃，并且这种放弃的很多变体更能得到世俗的悦纳，甚或是推崇。真正所谓“在路上”的不断进取的人中难免鱼龙混杂著波卓和幸运儿之流。他们不齿于消极的等待，事实上只是用他人的平庸和不幸来炫耀和安慰自己，在他人的驱使和控制下自以为获得了不朽的成就。波卓和幸运儿们远远比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们更齷齪和可悲。
　　虽然上述的四个人所依托的都是异于自身的其他个体，但是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所等待的戈多(Godot)是更接近于神性的偶像。在狭义上可以理解为宗教信仰。波卓与幸运儿则完全是在自己的同类身上寻求安慰，这或许可以理解为脚踏实地，事实上却更加偏激狭隘。或许可以做一个不太恰当的类比——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代表西方或者所有有明确信仰的人群，波卓与幸运儿象征东方以及所有信仰缺失的人群。西方人为尼采的一句“上帝死了”而觳觫不止，进而开始等待新的“戈多”;而我们嘲讽他们的时候并不见得多高明，反而一不小心就在他们的信仰危机面前露出了波卓的狐狸尾巴。我们的意识中只统一著被驱使和窥视的思想，以可以戴著镣銬跳舞为乐，以终于找到肯接纳我们的“归宿”为乐，以覷到了比自己更平庸的平庸为乐，以被请求如何如何为乐。一切都建构在并不完善的他人的身上，远远比建构在相对完美的信仰偶像上更为可悲。因为我们同时也是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我们往往不能自我统一，因此似乎一切都很好，一切都很完美，惟一只有“我”是缺失和分裂的。我们等待别人的到来而不去寻找自己。最终只能失明或者扑倒在地，或者像弗拉季米尔那样可怜巴巴地嘟囔一句“I`m loney”。其实这一点也不值得怜悯。这样的空虚地消磨时光，你不loney谁loney。所以不用怜悯，因为生活中人人都争当幸运儿，只想受虐不想被怜悯。脚肚子被踢的感觉一定不会好受到哪里去。
　　孩子在剧中充当了戈多的信使，或许有人将这一折理解为全剧基调的上扬。但这个孩子的形象并不容乐观——他比健忘的爱斯特拉冈还要健忘，比凡事拿不定主意的弗拉季米尔还要迷糊。他连快活不快活的问题也回答不出来。这是一个不像孩子的孩子，懵懂到迟钝。在他身上无法看到希望。因此说跨越了剧中个别语言的黑色幽默，《等待戈多》是一出十足的悲剧。比《狂人日记》还不如，没有结尾救救孩子的吶喊，只有绝望。但是贝克特也无意于指责孩子，他借波卓的口说出“我并不指责这一代，因为他们活得并不比别人轻松。”代代都是如此，因为孩子毕竟也是弗拉季米尔与爱斯特拉冈们的后代，要吗就是波卓和幸运儿们的后代。没人能“救救孩子”，因为没人能救得了自己，惟一的结局，只有万劫不复。
　　的确，贝克特在文本中构筑了某种程度的平衡。他既不标榜绝对的精神，也不高扬肉欲的旗帜，既不苟同于通过类比来提升自己虚荣的自信，也不见得赞成用唯唯诺诺来粉饰太平。作为一个思想者，他甚至不以思想者为荣。幸运儿所谓的“思想”虽然包括很多深刻的词汇，却混乱无序，不知所云，只是散落的点，难能独当一面。波卓事实上是不善言辞的，却对黑夜与白昼高唱，以至于最后得到了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的赞颂。幸运儿思想后虚弱得不能站立，需要他人的搀扶才能恢复过来。这喻示著思想本身并不见得就是有力的，我们要面对的已经不是一个用“知识就是力量”来概括的年代。幸运儿作为一个能思想的个体最终仍然要受到不能思想的波卓的驱使并自得其乐，这无疑是人类巨大的创痛。在强势的胁迫下纯粹的思想只能是孱头。
　　贝克特就这样把所有人都得罪了，事实上也就是谁也没得罪。弗拉季米尔，爱斯特拉冈，波卓，幸运儿，他们以及他们所各自单独代表的存在无所谓好或者坏，因为他们只能是要素，是零件，是组成部分，偏偏不能是独立的存在。他们的所谓的独立的存在本身就是畸形的，扭曲的，分裂的。只有将各个要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达到和谐，人才能真正的确证自己，人的存在才是健康合理的。人才能通过自身的思想和奋斗站立起来，才能真的“拿定主意”。但这并不是说说就可以解决的，各个要素相互对立的畸形的情结如同原罪一样深深根植在人类的心理中。成为沉痾，结著无数的暗痂。
　　或许有人会说我最终也没有给出一个答案，就是我认为戈多到底是谁的问题。可是我觉得这并不重要。非常不重要。因为戈多是不会出现的。也不值得出现。有目共睹的是，贝克特也是这样想的，他压根就没让戈多出现。一切都是莫须有的。我们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在弗拉季米尔，爱斯特拉冈，波卓，幸运儿的身上寻找自己的蛛丝马迹。对于戈多，没人能下一个皆大欢喜的定义。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戈多，只是自己的戈多。套用一句话说就是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戈多。当然也可以换成有中国特色的语言来表述——只有自己才是渡自己的佛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