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长在一个科研大院里，儿时有一个玩伴，后勤工人的子弟，传说中的“双差生”，经常惹事，事实上我们的知识分子家长们经常阻止我们跟他玩。但是同龄人实在太少了，我们还是经常一起玩，然后可能就被他欺负一顿，哭完了，过几天又去玩，然后可能又给打一顿，好了伤疤，又去找人家，周而复始。
　　所以我很奇怪很多人说什么不想长大，童年无忧无虑什么的。
　　那是建立在无知和犯贱之上的快乐好吗，我一点也不留恋。
　　但是我仍然觉得那个玩伴很好，令人难忘。
　　他最大的特点是讲义气，虽然经常被他打，但是我们大院的要是被院外的孩子欺负了，他也是第一个出头的。
　　我在干什么?在后排吶喊助威啊，万一他败了，我扭头就跑180度无死角啊。
　　大院有一个大池塘，最初是养鱼用的，后来改成了部分水深达5米的游泳池，天气一热，常常因为富营养化而长满水苔。
　　大家都游泳，都在骂水脏，都在说怎么也没人清理一下，但是就没有一个人动手去清理。
　　我们经常游泳的几个少年说好了，抽空捞一下水生植物，反正我们闲，游得勤，理应打扫。
　　每次见面，大家都开一个会，讨论哪天动手，结果初一暑假就达成了共识，初二暑假还在商量具体操作细节。
　　中考后的一天，我们这些顺利考出高分的孩子，突然发现游泳池变乾净了。
　　原来是那个双差生利用整个中午，把池塘的脏东西全捞完了。
　　我爸爸知道了这件事情，很认真的跟我说：“国家把你们当祖国的花朵，未来的希望，也算是走眼了。真要出事了，你们这些，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要扛枪踩地雷，还得是他这样的。”
　　他没有上高中，混社会去了。
　　后来听说他给一个大老板当了司机，脖子上掛了一根可以栓牛的金链子，还西装革履的，又高又帅。
　　18岁后至今，我只见过他一次，确实很高很壮，叼著一根香烟，远远给我打招呼。
　　我想他的老板是有眼光的。
　　因为我们浙江省自古盛产财主和才子，但忠义耿直的名声似乎不够出众。
　　2011年下旬，我曾在堪培拉一家越南餐馆吃饭。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著名的东南亚史专家Tana教授为我践行。我们年龄相差近20岁，学术外的话题交集未必很多，不过我们都曾经在中国某所据称拥有41个一流学科的大学念过书，所以冷场也不容易。
　　我们突然说到，这个大学出了很多英烈和栋樑，那么又有多少校友是败类和叛徒呢?
　　当时我们说，如果回到抗日的时代，我们被日本侵略者抓了，会不会叛变投降?
　　Tana老师是个很有情怀的老师，讨论气候变迁谈判问题的时候，她曾经激动地批评美国，没责任感还伪善，逼捐中国。她不研究这个领域，但是她主动翻译了批评美国的文章并且公开上传。
　　但是这个时候，她笑著说：“我总在想，那个时候，可千万不要让我被敌人捉住，宁可死掉，我看到那些刑具都害怕，肯定会做叛徒。”
　　然后她看看我。
　　我说这还有什么可犹豫的，我肯定叛变了啊，那些刑讯，我哪吃得住。
　　但我觉得至少李老师和我不算太坏的人，因为我们至少敢承认，我们人性中有弱点。
　　诸位看客，你也可以问问自己，如果你参加了抵抗组织，你有多大的信心，自己不会在被捕后叛变?
　　且不说我对起伏不定的民族主义舆论有一种出于学理的冷眼观察态度，我本身就从来不敢说自己是爱国主义者，因为我回顾自己从小到大的历史，都不具有视死如归的气概。
　　喊那么多口号，太容易了，键盘上面打打字，太容易了。
　　把自己的鸡零狗碎，都包装上爱国的口号，甚至弄成生意，技术上可能也还有一点要求，但其实也不难。
　　我现在看到那些慷慨激昂的感慨歌颂的人，我就在想，真要到生死关头，祖国啊，你这个型号批次的儿女，靠不靠得住呢?
　　或许靠得住，或许靠不住，我们暂且称之为“薛定諤的爱国主义”。
　　爱国爱乡，本来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感情，跟日久生情一样，不用特别表态。
　　就好像我们去食堂吃饭，不用专门喊，我是吃米饭的，不吃屎。
　　救亡图存式的爱国主义，发生在特定的危机条件下，积贫积弱的群体，面对灭顶之灾时，发出最后的吼声，这也不奇怪。
　　但是一个蒸蒸日上，日复一日强大的社会，怎么跑出来那么多摇旗吶喊，每天担心五雷轰顶，不悲壮一把就觉得白活了的爱国写手和演说家。
　　几部商业电影都能嘰歪这么多，不可思议啊。
　　房价天天涨，不好好加班，不争创一流，不忙著搜刮爹妈岳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积蓄和退休工资凑一个首付，哪来那么多闲工夫抓汉奸?
　　那我哪来的闲工夫写这个?
　　第一，是因为这几个月，从东二区逛回东八区，左看右看，忍无可忍。
　　第二，你都看到啦，我从小就有苟且的天赋，在此基础上，才敢扯一点点情怀。
　　选自微信公众号“全球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