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周的话题涉及到的是关于伴侣双方是否有“事实伴侣关系”(de factor relationship)的一个案例，而法官对这个案例判决的理由，我越读感触越深。为什么这个案例会让我有感触?其实这还是和文化背景有关。这个案例让我觉得文化的理解只是个人的理解，法律能采纳多少文化的差异，我还是持怀疑的态度的，原因是《伴侣关系财产法》【Property(Relationships)Act】的第2D条并没有明确地说“文化”是一个可以纳入判断有无“事实伴侣关系”的因素之一。第2D(3)(b)只说法官可以考虑任何因素，但是这个“任何因素”的份量，则是要看案子的背景而定。
　　当一个案子要视其背景才能决定“任何因素”的份量时，我的看法是“文化”的背景可能不会是重要的因素了。这周的案例是关于诉讼的两造——王先生和李小姐是否有“事实伴侣关系”。王先生说没有，李小姐说有。且不论法官是怎么判定的，我先把案例的事实依据尽可能地说清楚，大家自己来判断一下案例里的两人是否有“事实伴侣关系”。
　　案例：王先生和李小姐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认识的，两人的孩子(共两个)则是在之后的3年里陆续出生的。不过，王先生和李小姐两人都同意，从第一个孩子出生到第二个孩子出生前，他们没有“事实伴侣关系”。但是李小姐说，在第二个孩子出生后，她和王先生就有了“事实伴侣关系”。李小姐说，王先生在第二个孩子出生后买了个物业，这个物业一开始是在王先生公司的名下，但是后来就转到王先生和李小姐的名下。该物业在第二个孩子出生后的第三年卖掉了，王先生把售后余额的2/3分给了李小姐，他自己保留了1/3的余款。两人的关系在2012年李小姐申请了保护令后结束。在1994年到2012年期间，王先生和李小姐住在一个屋簷下，但是两人是分房睡的。尽管如此，王先生在李小姐经济来源不足时，还是提供了经济协助(含孩子的需求)。王先生和李小姐两人没有共同帐户，但有亲密关系(直到后期才没有或在李小姐主动示意后才有)，两人对外也没有表态是“事实伴侣关系”。这样的关系，王先生定义为是“有时有、有时无”的关系，而且一开始是不完整的关系。除此之外，李小姐还有领取“单亲”妈妈的福利金，并且在申请表上明确地说明她没有和第三人有“事实伴侣关系”，而且在领取期间，这个状态也没有改变过。
　　从上述的事实依据，你认为王先生和李小姐有如同伴侣般住在一起的意图吗?
　　如果从华人的文化角度看，你可能会认为王先生和李小姐有“事实伴侣关系”。这是因为两人有孩子，亲密关系也或多或少的有持续，王先生和李小姐后期虽然分房，但还是住在一起，王先生更是提供了经济协助。这些因素，参杂了文化的因素时，都显示两人是有“事实伴侣关系”的。
　　但是法官的看法却不同，因为李小姐没有能够提出足够的证明，单单就他们两人有两个共同的孩子、需要时有经济协助和两人同住在一个屋簷下，是不足以满足《伴侣关系财产法》第2D条关于如何认定有无“事实伴侣关系”时，两人是否有意愿如同伴侣般地生活在一起(livingtogetherasacouple)的定义。除此之外，法官还认为李小姐自己都在福利金申请书上宣称没有和第三人有“事实伴侣关系”，并且在庭上时有许多前后不一致的证词，这都可以佐证王先生和李小姐两人没有“事实伴侣关系”。
　　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理解到几点：1)文化因素占多少份量，法官有自由心证的权利;2)文化因素、两人有共同的孩子或住在同一屋簷下，都不一定是你赢得这场官司的关键;和3)真正能够左右判决的关键是，从客观的事实中，是否可以佐证或判断出两人是否有意愿如同伴侣般地生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