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生崇敬胡耀邦，这倒主要不是源自媒体的宣传和他广受老百姓赞扬的口碑，而是我有幸两次见到过他，听过他激动人心的报告，看到过他錚錚铁骨的伟岸形象。
第一次是1959年10月，我15岁，刚进高一。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到我的家乡山东菏泽地区考察,一天下午在专署礼堂做报告。.我就读的菏泽一中是省重点中学，让每班派二名同学参加，我成为其中之一。胡耀邦正当盛年，精力十分充沛，嗓门响，肢体语言丰富。他报告的中心内容是反共产风。此时我虽对政治一窍不通，但已深受共产风之害，所以特别敏感，听得心花怒放。他先是比较简要地从理论上阐述了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是我们的远大理想，我们要为此长期奋斗，然后用大量的事实，具体的分析，指出1958年秋以来，在不少地区刮起的共产风，是违脊社会发展规律和人民群众的意愿的，是对生产力的极大破坏，是对人民生活的极大破坏。他讲的句句是实话，句句贴著我们的心。确实，那一年，我们一方面看到的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热气腾腾日新月异的景象，另一方面也深深感触到人心慌慌不知所措的茫然。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等口号的吶喊声中，家家户户的饭锅等都被砸了炼钢去了。无论是县城还是乡村，一律集体吃食堂，不收钱，不收票，不定量，不认识的人也可以去吃。我妈妈就被派去做炊事员。不久又出现了“奋战一百天建成共产主义”的豪言壮语。因为要“一大、二公”，不少地方开始著手大搬家，老头们集中住一个村，叫黄忠村;男少年集中住一村，叫罗成村;青年妇女集中住一村，叫花木兰村;中年妇女集中住一村，叫穆桂英村......既然一切都要“共”了，于是大家连夜杀猪宰羊，赶快吃掉，鸡犬不留。结果不到春节，食堂里没米下锅了，社员家里更是颗粒无存......鉴于刚经过“反右派”的教训，对此没谁敢在公开场合说半个不字。现在上面来的大干部，如此旗帜鲜明斩钉截铁地反对共产风，真是石破天惊，大喜过望，心砰砰直跳。特别是讲著讲著，他蓦地站起来，顺手拉下手錶，用右手高高举起，自问自答地喊道：“这块表是谁的?是我胡耀邦的!你要拿去共产，不行!这是我的私有财产!”(原话)此时，我们再也按捺不住，礼堂里自发地响起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这次报告让我常常回味，常常思考。到我大学毕业做了老师，在给学生讲起社会发展时，曾说：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最高境界，是一种远大的理想。我们，我们的子孙，我们子孙的子孙，都要为此不断地努力。不久，党的领导找我谈话，问我是否对共产主义事业信心不足?
第二次见到胡耀邦是1966年8月下旬，伟大领袖”8.31“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之前。我读大四，作为红卫兵提前几天到北京，进行革命大串连，被安排住在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宿舍。一天下午去共青团中央看大字报。院不算大，办公大楼前临时搭起一排排木板墙，上面贴满了大字报。院子里人山人海。进驻团中央的首都红卫兵和机关造反派，在这个下午先后九次把已经关进牛棚的原团中央领导，揪出来到大楼门厅的二楼阳台示众，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每次时间不长，一长串押出来。
两个红卫兵押一个，一左一右，一只手用力向后抬被押人的手臂，另一只手压脖子，让他们呈九十度弯腰，叫喷气式。这些人胸前还分别掛著名字上打了X的“修正主义分子XXX”、“反革命分子XXX”、“黑帮分子XXX等”重重的牌子，被牵到前沿一字排开后，主持人便逐个拉著他们的头发向大家“展示”，大声喊著“这就是什么分子某某某”，还要此人跟著讲“我是什么分子某某某”。主持人喊“打倒什么分子某某某”，他也必须一子不漏地跟著喊“打倒什么分子某某某”，否则就是态度不老实。旁边的红卫兵就会用手做刀状，朝他脖子上砍下去。在那样的情势下，其他人都很服从，叫说什么就说什么。只有胡耀邦，自始至终只有一句话：“我是胡耀邦!”，而且声音宏亮，大义凛然。当然，旁边的红卫不会放过他。他被击倒四次，每次自己爬起来，仍然是掷地有声的那句话：“我是胡耀邦!”。整个下午，我根本无心看大字报，胸中只有震撼。
那天晚上我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的感慨：顺水行舟千帆过，中流砥柱有一人!五十年过去了。胡耀邦离开我们也二十七年了。可他仍活在我的心中。我常常告诫我的学生和后辈，不管做什么工作，不管地位高低，做人就要像胡耀邦那样堂堂正正，说实话，办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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