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巧，1956年秋冬党中央决定整党，号召各党派和全国人民给共产党提意见，口号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等颇得人心的宣传。开始时，各大报纸都登了好多文化人为农民说话的言论，比如农民负担过重，生活今不如昔，农民挨饿等;民主人士还要求扩大民主，这些对民主的要求的话语正如1946年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号召民主党派向蒋介石政府提过的一样。我们一些学生在宿舍里也大喊大叫，说这些好人为农民说话了，为他们的行动呼喊叫好。心想今后可能会好些了，这么多有知识的人为农民说话，政府总会听一些吧，因为1946年他们都向蒋政府提出过，谁都没有事，现在是共产党政府，也肯定没事吧。谁知恰恰相反，两个多月之后，57年春就开始反击，叫反右派斗争，之前有良心的广大中小学教师和知识界为民请愿的人，特别是成份高的人，几乎都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这些被冤枉的知识分子，都不让教书，取消工资待遇，只给刚好饿不死的饭钱。少数还被送进监狱，绝大多数人被罚去打扫厕所，干些最苦最赃的活。真让人想不通，当年蒋介石反动政府尚没有惩罚那些民主人士，新中国人民政府为何如此对待他们，导致几十万右派人士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子女不能考学，被冤枉几十年，直到邓大人上台后才给他们平反。正如毛自己所言：我们比秦始皇厉害一千倍，秦始皇焚书坑儒坑了三百，我们坑了三十万!理直气壮。想想他后来所做的众多更残忍之事，为全国人民所带来的苦难和煎熬，特别是文革，他这次坑了三十万确实只不过是小菜一碟而已，何足掛齿!那几个月我们学校的老师晚上也在开会批判几个“顽固”老师的言论，下了自习后还在大喊大叫。不久好几个老师就去打扫厕所抬大粪，还有几个被送进监狱，从此就见不到了。
　　随著运动的发展，我们班团支部也开始对个别同学开批判会，首个就是杨同学。在两个晚上的批判会上我都没发言，最后有几个积极分子把矛头指向我，问我为何不发言(因我同情杨)，接著就对我进行批判。最后我只得写两三次检讨，并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罪行”，才算过关。这次事件对我的刺激太大，心里压上了一块千斤大石块，压得我坐卧不安，想不通为何不让讲真话，难道这辈子就只能靠说假话活著了!难道这就是比蒋介石反动政府更好的新中国政府?全国好几亿人越来越靠说假话过日子，直到文化大革命，近十亿人在那种黑白颠倒，真理谬误颠倒的黑暗年代，都只能说假话，但凡说几句真话的人，有的被杀，入狱，或遭受残酷的批斗。乃至今天仍有很多人对当年的苛政怀有刻骨仇恨，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独裁最残酷最暴虐最黑暗的年代。这天大的仇恨，不是哪一个人的，而是全国人民的。很多人说要是邓大人早上台25年中国早就强大了，人民也不会受这么多罪，1960年更不会饿死几千万农民!可惜历史不能假设。从此以后我就彻底失望了，就在这种煎熬中，我念完了初中，学习成绩仍名列前茅。怎么办，考什么样的学校能吃饭不要钱，这是首要问题。谁知老师早就给内定了，能考管饭的学生都是些学习中等或家里最困难的，学习好的或家竟不是特别差的都必须考高中。我不想念高中，因为上高中要到灵璧县城去念，县城离家足有37多公里远，将来不能背饃去哪有钱吃饭!还没毕业就被饭钱压得喘不过气来。只能听天由命，走一步算一步，活一天算一天!一家人都生活在大颱风的漩涡之中，没有方向，没有指望。
　　说话间考试时间到了，考场也设在县城，一个县共有四个初中，所有毕业班学生都集中到县城一个考场考试。我和沈同学一起各自带了几角钱，几块饼，当然还有书和笔墨等，只能选择步行去考场，要走37公里多。有点钱的城里人都乘汽车去，票价仅八角钱，不少农村人买不起车票，只好走路去。步行要提前两天就得起程。我俩傍晚就上路，走了一整夜，一边走一边睡，太阳出来了，才走了30公里，到后来每走一公里就费老大劲，从来没有走过这么远的路，到了县城高中学校已是艳阳高照了，最后7公里竟用了近两个钟头。到了学校先喝水吃饼，然后睡一觉，准备第二天的考试。晚上就睡在教室里的课桌上，头枕书本，身上也没有盖的，好在夏天也不冷。住了三个晚上，考完试还到县城西北边的小山上玩了一圈。虽然山不高，但老家没有山，也从未见过山，还觉得挺好玩的。回程照例还是走路，仍是下午起程。回到家里后心情十分复杂，虽然考得很好，但又高兴不起来，反而又怕考上了。里外顾虑的都是钱，做梦想的也都是饭钱，学费，看不到希望，找不到出路，望不到头的艰难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