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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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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C10版:先驱文化
张大春谈“作文”:现在的孩子,脑子里动词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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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峡两岸最统一的事情,是写作文

  应试里能够具备最大的甄别弹性的,可能就是作文。一个人多拿10分,多拿5分,至少在台湾来讲是相当具有影响性的。
  学生们大概从8岁开始写作文,18岁以后进入高等学府,可能就不写作文了,而且可能一辈子都不写作文了。但这十年之间的写作胃口却被弄坏了。怎么弄坏的?就是你来了题目,我就开始揣摩,第一要揣摩出题的考官,他希望我写什么,怎么样才能迎合他的意思;第二是揣摩批改的考官,他们怎么想,他们会认为我怎么写能拿高分。
  所以海峡两岸最统一的事情之一,就是如何在8岁到18岁之间让一个孩子习惯于揣摩他人心意,并且发挥变成自己的思想,这一点,有时候想起来有点毛骨悚然。
  台湾在各级的所谓的升学考试中,大概采取的就是这个思维,孩子要去想什么是合宜的想法,什么是取分的想法,什么是能够拿到功名的想法,什么是大人们主流的意见。有的时候不免会有一些才华高越的小朋友们,他有特殊的修辞技巧,丰富的语料,还有一些组织章法清晰的路数,所以能够出类拔萃。我还看了一些,特别是大陆出现的满分的,或者是顶级分的作文,那文章我也写不出来。
  可是看起来他的路数,多半就是“颂”,我称之为风雅颂的颂。就是高质量的作文多半来自颂体,孩子在启蒙的阶段,到他日后一辈子都不写文章的那一刻,他所有写的作文,都是揣摩他人的意思。
  我认为这样的文化教养,在根本上出了极大的问题,可能我们在整个过去的作文教育,包括海峡两岸的中小学,一直没有判断或者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有效率地培养孩子自己产生知见,而且能够训练思维或者辩证的习惯,那是不是就可以让命题作文这件事情稍微往后退一步,也就是让命题作文退场,让应试作文离开真正所谓的文章的世界。

  最常用的动词是“买”

  教作文的时候,一方面教孩子繁华先不要落尽,要尽可能地繁华。另外一方面要教他减法。
  我记得以前在大学教现代散文课,朱自清、徐志摩、郁达夫这些,我认为这些文章都还出现著某种在白话文运动初期阶段对于使用白话文无比兴奋而形成的一些没意义的、空泛的堆叠,有趣的是减法,所以我就在散文课上做一些尝试。
  比如说可不可以写一篇文章,只有名词、动词、介词和虚词,没有形容词,这些东西我在教的时候还没有体会到真有这样的文章,我后来看到阿城的文章,我每看一篇,他写任何事情,我都乐,他那种乾净就是没有不必要的形容词,也没有不必要的譬喻。如果说他平铺直叙,你正好会因为他的那个减法,因为简洁乾净,会记住他特别生动的某些语言。
  我记得他在《树王》里有那么两句话,听起来俗得不得了,可是传神了,我经常想起来。“我不过是个屁眼儿大的官”,“你还在我屁眼里”,非常鲜活。契訶夫的那个《小公务员之死》非常清楚的一个意象,那两句话抵得过契訶夫一个短篇。
  在台湾有一个我非常敬仰的老前辈,短篇小说作家黄春明,我认为他是台湾最了不起的短篇小说家。他七十多岁的时候跟我说,大春啊,你不觉得文学小说这些,会写的人越来越少,读的人越来越少吗?当然这种感慨很寻常,可是我没想到他后面说,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他说我认为现在的孩子,脑子里面的动词太少,最常使用的动词就是“买”。

  我们的求知欲,是不是个道德命题?

  今天在台湾比较流行的社区网站叫脸书,它主要带来的是大量的图片。我倒不愿意说现在的孩子都是图像思维,但是大量的图片和影像带来的是什么呢?是他的美学刺激已经饱和了。
  有的时候他只是追随一时的直觉,而不是长久的累积,这个一时的直觉是会随时变化的,因为是短期记忆,不是长期记忆。
  如果你要找到一个无论是在装帧还是美学上能够帮助孩子更快,或者更长久地进入到阅读世界的图书,非常困难。因为它的口味已经追随著时代大潮图像变化改变得更快了。
  这种局势,明显地告诉我们人的求知方式,甚至人对客观知识或现实好奇的方式改变了,所以大家都不看别的书,只看脸书。
  刷屏取代了大部分满足好奇,或者满足求知的方式。这些事情正在逐步地从形式的变化变成一个本质的变化,也就是说,我担心的倒不是原来的出版业要垮掉,而是我们的好奇心。好奇跟满足之间迅速的取得——也就是说他对这个有兴趣,马上一刷屏,答案就来了。
  我们永远会拥有巨大海量的短记忆,而我们长期的记忆会消失。长期从事短记忆,一定跟后来的好奇,或者说满足求知的这个活动是有巨大牵连的。
  甚至我们过去常常讲,某一些意念是断裂的,某一些思维是断裂的。过早地去推断那就是哲学消失了,那就是文学死亡了,或者那就是作者不在了,可能有一点夸张,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不警惕,也就是说现在的警觉恐怕是为了下一步的警觉。我认为迟早有一天,大家打一针,数学就不用学了,但是那时候,人的感性恐怕也都会没有。
  我记得达尔文在死之前非常痛苦地说,我已经多年,就是好几年没读诗了,好几年没有专注地听一首美好的音乐了。他说这不但是我自信的欠缺,也是我道德的堕落,他的这番懺悔之言其实并没有真的堕落,他只是太专心地在做演化学的研究,而且进入到更多细节知识的追寻,他似乎没有时间,因为他忘了。而对于诗、对于音乐零散的美的耽溺,他认为是跟他的道德有关。
  我听到这个话非常震撼,到底我们的好奇心、求知欲望是不是很窄的一个道德命题。我常常觉得宁可相信它是,那个时候我们会比较不那么沦落。

  

  作为一名专业小说家,张大春担心在作文教育的熏染下,积习渐久,“日后华文世界不会有好的作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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