吧。
与省图书馆做邻居，就想著能读到那里边的书。恰好我的老师沈暉熟识在馆里工作的张嘉同志(安徽著名作家鲁彦周的夫人)。我们见到她的时候，发现她与沈老师都是文质彬彬的儒雅样，都是戴著眼镜的。办了借书证，这就解决了大问题，还填补了我小时候没有条件畅读的缺憾。由于与包公祠近在咫尺，真正的近水楼台，经常在借还书的时候，我还可以在阅览室浏览一番报刊。当然，最解馋的还是躲进西厢挑灯夜读啦。在那个文化荒芜的时节，虽然可借书籍的范围有限，但有源源不断的精神食粮，已经令我相当满足。
冬天包河清淤时，包公祠是指挥中心。清淤之后，东侧门外老槐树上留下了大喇叭，我居住的西厢里留下了扩音电唱机。朋友们经常找来的一些胶木唱片，有78转粗纹的，有33?转密纹的，当时多属被禁之列，我们就关起门来偷偷欣赏。有的戏曲、乐曲或歌曲，像严凤英的黄梅戏、《春江花月夜》、《洪湖水浪打浪》不知听了多少遍，朋友们对郭兰英演唱《我的祖国》“风吹稻花香两岸”的“岸”字发声技巧，还进行过反覆揣摩、体会，那感觉，绝对比后来的录音机、VCD过癮。记得在1977年伊始，东侧门外老槐树上的大喇叭发出了与往昔不同的声响。那是朋友领我看了内部放映即将解禁的电影《洪湖赤卫队》，回到包公祠进了西厢，我立即将唱片“拾音”到大喇叭上，“月儿高高掛在天上，秋风阵阵湖水茫茫(唱片的歌词与电影稍有不同)。洪湖啊，我的家乡……”十年未闻!优美清新的旋律迴荡在香花墩的包河水面，勾住了“大道”上行人，许多人竟不走了，坐下了，坐在东厢外廊美人靠上聆听!住在包公祠，后院就有船，傍晚或星期天，把祠堂大门一关，下河撑船、划船就成了我的体育锻炼和文化活动，下放时糟蹋坏的身体或许是借此得到逐渐恢复。有时候，我把船撑到河中央，用竹篙锚定了，就在船上坐著或躺著看书，暮色降临看不见字了就弹琴;有时候，我把船撑到上风位置，任风吹著船走，随波逐流，漂过二道桥、脚印塘、东大岛(浮庄)，最远的直到东门水关。最尽兴的是在那年中秋节的第二天。那是农历八月十六晚，晴空万里，月光皎洁，水天澄澈，我们几位学友相约，捎上月饼茶点，泛舟河上赏月，吃著，喝著，谈著，回忆著下放时的苦与乐，议论著时下的家事国事，不时将船桨划动几下，击破水中的月影，带出一阵涟漪。沐浴清风明月，流连良辰美景，一直到午夜方散。
想起这两年多的往事，真有说不尽的滋味。就在包公祠西厢里，我先后几次代表包河公园的职工，为悼念周总理、朱委员长和毛主席挥泪秉笔;就在这间西厢里，我暗地与沈老师复写了整册《陈毅诗词选》，与热血青年漫谈著形势的变化，与工友共同欢庆了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也是在这间西厢里，我幸运地赶上了恢复高考制度，有机会接受了祖国挑选。
在我等待入学通知的时候，1978年春节到了。放假前，我为包公祠主要进出口东侧门首次撰写了对联(正门威严厚重，未敢造次)：门对朝霞看燕舞窗临春水听渔歌大红的春联，喜庆的氛围，愉悦的情境，似乎给遍体鳞伤的包公祠带来了亮色和活力，引来“大道”上许多行人的驻足品鉴。
上大学离开包公祠后，我一直掛念著包公祠和我所居住的西厢，祈盼著它能与祖国人民一样走向新生活。
又是两年以后，包公祠果然以新的面貌迎接中外游客。
不仅恢复了包公祠内部的设施、外部的风貌，恢复了廉泉井亭，而且在香花墩上增建了流芳亭、回澜轩等，东侧门外的“大道”也引到靠近图书馆的香花墩西头，并另建南北二桥方便市民。现在的合肥包公祠，更是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廉政建设教育基地。每次我随四方游客登上香花墩，拜謁包公祠，看到我居住过的西厢粉刷一新，作为包公文史陈列室派上了最恰当的用场，都会让我感到深深的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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