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说的是：《人民日报》的编辑先生可能忽略的一件事是：诗，在古代中国，是“诗歌”之谓。诗即是歌。有典故为证：《墨子》有一段记载如下：子墨子谓公孟子曰：“丧礼，君与父母、妻、后子死，三年丧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数月之丧。或以不丧之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若用子之言，则君子何日以听治?庶人何日以从事?”公孟子曰：“国乱则治之，国治则为礼乐;国治则从事，国富则为礼乐。”子墨子曰：“国之治，治之废，则国之治亦废。
国之富也，从事故富也;从事废，则国之富亦废。故虽治国，劝之无饜，然后可也。今子曰，国治则为礼乐，乱则治之，是譬犹噎而穿井也，死而求医也。古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厉，薾为声乐，不顾其民，是以身为刑僇，国为戾虚者，皆从此道也。”
译成白话大概意思如下：墨子对公孟子说：“按照丧礼：国君与父母、妻子、长子死了，要穿戴三年丧服;伯父、叔父、兄弟死了，只一年;族人死了，五个月;姑、姐、舅、甥死了，也都有几个月的服丧期。又在不办丧事的间隙，诵《诗三百》，又配以舞蹈。如果用你的言论，那么国君哪一天可以从事政治呢?百姓又哪一天可以从事事务呢?”公孟子答道：“国家混乱就从事政治，国家安宁就从事礼、乐;国家贫困就从事事务，国家富裕就从事礼、乐。”墨子说：“国家安宁，如果治理废弃了，国家的安宁也就废弃了。国家富裕，由于百姓从事事务才富裕;百姓的从事废弃了，国家的富裕也就废弃了。所以治国的事，必须勤勉不止，才可以治好。现在你说：“国家安宁就从事礼、乐，国家混乱就从事政治。”就如同吃饭噎住了才凿井，人死了才求医一样。古时候，三代的暴虐之王夏桀、商紂、周幽王、周厉王大搞声乐，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因而自身成了刑戮之人，国家也遭到了灭亡，都是由于这种主张造成的。”
游子想从这个经典故事出发，与读者讨论一下“诵诗、歌诗、弦诗、舞诗”的话题。
鲁迅有一段有名的话题说：“我只有一个私见，以为剧本虽有放在书桌上的和演在舞台上的两种，但究以后一种为好;诗歌虽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可惜中国的诗歌大抵是前一种。”
2500年前的墨子，与一百年前的鲁迅先生讨论著同一个话题：唱诗(歌诗)。不过我有些少怀疑以上摘录《墨子》的那段论述，怀疑它是不是墨子本人的观点。
鲁迅先生是对的。
2700年前，《尚书》《舜典:帝曰》记载：“夔!命汝典乐，教冑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言”就是语言，就是文字(文言);“歌”就是引喉高歌。“击石”就是打出音乐的节拍声。
《论语》有话说：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孔子说：“熟读《诗经》三百篇，交给他政事，却不能处理得好;叫他出使外国，又不能独立应对;虽然读得多，又有什么用处呢?”)注意：无论是《论语》或《墨子》，都没有说什么人“写了诗”。
为什么呢?因为《论语》或《墨子》说的“诗”是诗歌，是民歌，颂歌...。“五四运动”后中国知识份子引入西方诗学，逐渐把诗引成为另类“诗”，与传统脱节了?
| 相关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