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逢“文革”末尾的那个特殊时期，因缘际会，我曾在包公祠居住达两年半之久，与包公祠一起，经历了岁月的洗礼、时代的变化和命运的转折，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合肥南薰门外东段护城河习称包河，河里那个一公顷见方的小岛“香花墩”上，有一个三面殿房一面门墻的四合院，正门和大殿朝南。这就是包孝肃公祠，它与宫殿式建筑安徽省图书馆隔河相望。
1975年秋，我从下放的五七干校知青队招工到合肥市包河公园，11月单位安排我住进包公祠，居室是今包公祠西厢房包公文史陈列室正中的那一间。作为名胜说来，当时的包公祠已历劫后，内外装饰经过全面“扫四旧”，往昔庄严壮美的景象残存不多，乍看只是遍室尘封和一片阴森，那十几扇格子门还是得力于工人的保护才倖免于难。祠堂北面有个封闭的院子，院子里有一个小码头;西侧门外一棵大悬铃木下是草坪广场，“文革”前经常在这里放映露天电影;南边高大的正门一般是不开的，平常都从东侧门进出;东侧门外有一个无名大廊亭，著名的井亭“廉泉”却不见了，亭已拆，井已填，六边形基础还隐约可见，旁边一棵高大的老槐树在风中摇曳，门前已经成为市民南北穿行的“大道”。包公祠常令远道造访的客人唏嘘喟叹。
入居包公祠西厢后，转眼就是1976年，天气越来越冷。那是一个冬夜，四周死一般地静;合肥冬天是没有供暖的，我冻得睡不著，寻思著有人告诉我的“包公祠住不得”这句话，难怪这偌大祠堂里原先只住著一位家在农村的听力障碍者陈师傅呢。突然，大殿的格子门“匡匡”
连连撞击两下，吓得我心惊胆战，出了一身冷汗。紧接著是阵阵窸窸窣窣、哗啦哗啦的声音。我又惊又怪，悄悄爬近窗口偷看，朦朧夜色中依稀可见大殿格子门被打开，窸窣哗啦的声音仍在断续传出。我这才想起，单位正在开展新一轮阶级斗争，空荡荡的大殿里，墙上、樑上用铁丝拉了一道又一道的大字报。这时又是一阵歪风自天而降，摧心的声音又一回掀起。我赶紧缩回被窝，心里思忖，这股风莫非是老包对我“鳩占鹊巢”的震怒?难道包公你身为刚正廉明的判官也至于欺软怕硬，对那些砸你石像、毁你祠堂、污你清白者不闻不问，而对我无辜百姓倒滥发威风?
这一波运动的“风声”似乎刚结束，又一个“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了。连续好多天，我跟著陈师傅都早早将包公祠内外和庭院洒扫乾净，迎接全体职工聚集在包公祠开会，读文件、读报纸。大殿虽然朝阳，但还是很阴冷。有一天，坐时间长了冷得受不了，有的人就拖个椅子坐到迴廊的阳光下面，半瞇著眼晒太阳。看到他们那副舒坦样，又一些人学样跟出来，天井里也晒了不少人。
虽然就在我的西厢门口，我一个年轻人总不好意思学他们老资格，只能一直坐在大殿里陪读报的领导。后来，打鱼组的“二老包”(包河公园有好几位姓包的)在天井里嚷道：“主任啊，你乾脆到外头来念吧，天井院里又暖和，又亮堂，还不要开灯!”这个提议得到大家齐声赞许，领导先是哼哼哈哈了一番，然后说著“也好、也好”，就挥手示意我们几个还坚守在大殿里的人一起走出大殿。从阴暗寒冷处换到亮堂温暖的地方，眼睛一下子受不了，但是身上舒服多了，怪不得廊下的那几位都在打瞌睡!暮春初夏，天气回暖，工作忙乎了，包公祠是大家的主要聚集场所。比如，我们巡河组的人在这里匯合、分开;他们绿化组的人在这里整理工具、材料;至于打鱼组的，更是将船湾在祠堂后院的小码头，渔工从这里上船，打到的鱼从这里上岸，渔网在这里晾晒。所以包公祠里还是人来人去，有时工友也到我住的西厢里坐坐聊聊。
半年下来，我渐渐习惯了包公祠白天的喧嚣和夜晚的宁静，不再感觉孤单，而且谁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关乎个人身心命运的事情呢?(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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