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6号这天，在白银工业学校小卖部被抓前，52岁的高承勇曾试图逃跑，但最终被押进警车。
　　警察问，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抓你?他说，我知道。因为我杀人了。
　　被抓的那晚，高承勇试图自杀。头重重地磕在审讯椅的凸起处，缝了三针。
　　自杀无望，他迅速平静下来，坦承命案的所有细节。11起杀人案，他记得每一起案子的年月日，甚至几点几分。
　　审讯室内，人们看到，说起再惨烈的命案现场，他脸上都是一种麻木般的平静。有人问他，对那么多死者和家属，你就没有任何歉意吗。他面无表情，摇头。
　　唯一流露感情的瞬间，是他提起两个儿子，“我这事儿，孩子不会受影响吧?”
　　高承勇不知道的是，这座城市被杀人案的阴影笼罩了28年。时间久到足够一代厂矿工人老去，另一代人长大。杀人往事，几乎与这座厂矿城市的衰落同步，成了人们记忆中最不愿触摸的部分。

　　厂矿子弟之死

　　每天清晨七点五十分，白银西北部的火车站，绿皮车的汽笛声准时响起。
　　白冶(化名)在铁路沿线的第三冶炼厂上班，这路线他走了快30年。最初是和妹妹白兰(化名)同路，但没多久，路上只剩他自己了。
　　1988年5月的一个下午，23岁的白兰在家中被杀。白家在永丰街133号。那是一溜平房，黄扑扑的土砖，连著住好几家人。
　　她颈部被切开，锐器伤有26处，失血性休克而死。她的周围，房间里乱成了一片。
　　白冶是第一目击者，从家里到附近派出所的那条土路上，迴荡著他边跑边颤抖的声音，“杀人了，我妹妹被杀了”。
　　之后这些年，白家人的生活几乎是静止的，他们从原先的平房里搬出，也不再过春节。
　　白兰，白银公司铅锌厂的电工。因为长相漂亮又喜欢穿白球鞋，被工友们称为“小白鞋”。
　　她是典型的厂矿子弟。
　　当时的白银公司职工看不上政府公务员，认为他们工资低。如果不出意外，时髦漂亮的小白鞋，将会与当时同在白银公司铅锌厂的男朋友成婚。
　　“小白鞋”倒在床边，衣衫不整。案发现场惨烈，作案后还从容打扫，让警方认为凶手应有过踩点时间，该是熟人。他们推测，漂亮的“小白鞋”，不知招惹了谁，因情被杀。
　　没人想过这是随机杀人。侦查方向离真相越来越远。
　　1988年，白银的资源开始枯竭。当地虽经历了严打——偷工厂螺丝钉就判刑三年，但惩罚并未阻止治安变坏，偷矿的人多了起来。他们把矿石放在包里，或扛著越过荒山。
　　这一年，也是一河之隔的兰州市青城镇农民高承勇之子出生的年份。高承勇事后对警方供述，他本是为了盗窃，被撞破后杀人。
　　由于作案手法残忍，附近居民记了很长时间。
　　但白银公司太大。公司职工回忆，作为个案，“小白鞋”的死也仅在邻居和铅锌厂内流传。

　　熟人社会的命案隐伤

　　白银市供电局，厂矿城市白银的心脏。
　　它坐落在城市正中心，正对面是汽车站;它的供电线路遍及三县两区，北到内蒙古，辐射两万八千平方公里，是无数轰鸣机器的命脉。
　　这里工作安稳、福利优渥，是一个挤破头才能进得去的好单位。
　　也就在这里，接连发生两起命案。
　　1994年，食堂女工石晓静(化名)死在供电局宿舍里。她19岁，刚上班半年。室友叶文霞发现时，她躺在床上，颈部被薄刃切开，上身、后背有锐器伤43处。
　　血呈喷射状布满整面墙，警察张端(化名)分析，这说明是迎面捅的。
　　单身宿舍的公共洗衣房里，留下一摊血水，凶手曾在此清洗身体。离开前，他还在宿舍门拉手上留下一个血指纹。这让张端觉得权威受到挑战——凶手根本不做任何掩饰，指纹都懒得擦。
　　当时的员工宿舍如今还在使用。老式小楼刷成红色，粉笔那样淡淡的、潮湿的红。街道宽阔而安静。天空深蓝，院子里缠绕著青翠的草木叶子。丝毫没有命案存在过的痕迹。
　　供电局是个熟人社会，人人都沾亲带故一般。消息藏不住，一个人家里有什么事儿，很快全栋楼就知道了。
　　那时，人们还曾怀疑，凶手是与石晓静在保卫科做干事的哥哥结了仇，泄愤杀人。
　　但四年后，8岁女童姚某同样在供电局宿舍被杀。案发地离石晓静宿舍的直线距离不到50米。
　　同伴的回忆里，姚某眉目如画，笑起来大眼弯弯。她是靖远县人，刚随父母从靖远来到白银。没房子，一家三口窝在单身宿舍里。
　　那天她父母下班，找不到孩子，报了警，最后在家中的柜子里找到她。衣服没了，身上没有伤口，阴部撕裂，被皮带勒住窒息而死。
　　高承勇事后回忆，杀完人他口渴了，自己还沏了一杯茶，加了点儿姚家的茶叶。
　　喝茶的玻璃杯被他遗落在桌上，还留下了指纹。张端因此一度觉得，是同单位的熟人作案，茶是小姑娘沏的。
　　如果说第一起命案是泄愤，那第二起就不得不让人怀疑，这是无差别杀人了。
　　人们内心被恐惧笼罩。一种反应是迅速搬走，没搬走的，下了班都会闭门锁户。以前那样家家房门大开的日子，不再有了。
　　职工们的另一种典型反应，就是对供电局保卫科和刑警们无能的愤怒。
　　因为门禁森严，警方两度把嫌疑人划定在供电局内部，一位民警至今还保留著两厚本嫌疑人的资料，记录了每个人的爱好、外号、跟谁走得近。但要么没有作案时间，要么条件不符，所有嫌疑人一一排除了。
　　最初，警队的临时指挥部进驻供电局，吃住都在大院，但调查长久没有进展。职工们骂得不行，每次张端去食堂吃饭，总有人打趣，“到点了，又来吃饭啦?”
　　第二起案子后，张端不在大院吃住了。不在那里久留，看完现场，灰溜溜地离开。
　　他回忆，案子破不了，他心里像过了火一样。

　　从寂寞城市的舞厅查起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时代变迁。比起工厂破产、工人下岗的浪潮，不管是“小白鞋”之死，还是供电局两起命案，都只在单位内部引起震动，未触发大范围的关注。
　　1998年1月，凶案又起。杨洋(化名)在家中被杀。她独居在胜利街，丈夫是皋兰县粮库的工人，两人聚少离多。
　　和此前凶案手法相同，她颈部被切开，有锐器伤6处。杨洋在死前曾剧烈抵抗，尸体肌肉僵硬，床上有明显的抓痕。
　　她是舞厅的常客，接触的人相对复杂，刑警们推测是熟人作案，排查方向调转，指向了舞厅、坏怂和前科人员。
　　90年代末，舞厅、咖厅、洗头房传入，在白银一夜间成为风潮。
　　舞厅是命案的高发地。年轻的荷尔蒙无处发泄，你踩了我的脚，我请了你心仪的姑娘跳舞，都成了打架的理由。每个舞厅的标配，是门口两个维持秩序的彪形大汉。
　　各个工厂的俱乐部都改装成了舞厅，掛一个霓虹灯球，热闹得很。七八个人组个乐队，翻来滚去弹那几首曲子，声震四野。搬著小板凳占座位，工厂焊的蓝色铁椅，堆满了舞厅的墙角。
　　那段时间，“白银强姦杀人案”的嫌犯高承勇也爱上了跳舞。交谊舞，在邻村的舞厅，两块钱一个人，能跳上一整天。他曾因拥抱别人女朋友而被刺伤，目击者称，“血流得呼呼的”。
　　焦灼的年头，人们的情绪被放大了。世道乱起来。相继出现卖瓜小贩被杀、抢劫杀人、帮派火拚杀人等案件，捅死了不少人。
　　嫌疑人一个个排查过去，看著像，证据又都不够，张端心里像是汽车打火打不著，又兴奋又痛苦。
　　破案遥遥无期，但排查没有停止。警察在黄河这岸的市区，逐户摸排。而高承勇在黄河那岸，继续生活。

　　恐慌1998

　　被抓后，高承勇告诉警察，1998年，他到了一种不杀人就心里不舒服的状态。
　　他便骑著自行车从青城镇到白银城，在街巷间四处游荡，寻找独行的年轻女人。尾随，然后进屋、一刀抹颈。
　　这一年，他罕见地制造了四起命案。春节前后，三天他连杀两人杨某和邓某;7月份，8岁女孩姚某被勒死。11月份，氟化盐厂女工崔某倒在客厅一片血泊中。
　　往往张端还在开上一个命案的会议，下一个命案的报警电话又打来了。十几个刑警刷地站起来往外跑。警笛响彻空荡的街巷，车里，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
　　相比以前，这些作案手法也愈发暴力。
　　杀人后，高承勇取走了杨某整个头顶的皮肉，和邓某背部近30厘米皮肉。
　　女工崔某除了颈部被切开，上身有22处刀伤，其下身赤裸，乳房、手、耳朵都没有了。
　　刑警王洋(化名)说，进现场时，碰到担架抬死者出来，一只手吊在担架外，他想把它放回去，顺著胳膊，摸不到底，“怎么是个棍”，他吓得差点摔倒了。
　　供述时高承勇说，他把割下的这些器官都扔进了黄河，然后回到青城镇的家。
　　在张端眼里，白银人不存在这么极端的杀人方式。他们耿直，彪悍，不打嘴仗，上来就爱动手，刀也动，骨折、脑震荡是常事。杀个人也简单。人们听说谁把谁杀了，“哦”一声就过去了。
　　而这次看到现场，杀得那么惨烈，“啊?”才引起大家关注。
　　没过多久，城里传言四起：白银出了个“杀人狂”，偏爱红衣、长发、高跟鞋的年轻女子。还有传言称，凶手的前女友喜欢穿红色衣服，后来两人闹掰，所以他怀恨在心。
　　人们还总结出杀人狂的作案习惯，在大街上疯传：是外地人，冬天来作案，夏天不来。有几个千万不要去的地方：银水巷，传言那里捡到过一条人腿;冶炼厂家属院以及新开发的人少、幽暗的地方。
　　恐慌情绪还影响到了学校。学校开始提前两个小时下晚自习。门口接孩子的家长多了起来。十多年过去，提早的晚自习时间，沿用到了现在。
　　一位中学教师的家在一个幽暗的巷子里，她总让家人留著灯，上完晚自习回去，她会踹几脚墙，弄出点声响壮胆，还让丈夫出来接她，“现在想想，有些后怕”。
　　刑警王洋的记忆里，那时警方接到的报案剧增，常有人怀疑自己被尾随而报警，当时白银公司保卫处的一位侦查员，听到一点消息，“刷地就扑过去”。老百姓和警察都已经草木皆兵，“快要神经了”。他说。

　　疑犯消失的十四年

　　很长一段时间里，每次受害者家属跑到警局打听，张端潜意识里都希望躲得离他们远远的。
　　有DNA，对比不了;有指纹，只能肉眼识别;有画像，没有天网系统。明明证据都有了，但悬案十多年没破，这让他发窘。
　　2000年冬天，再次案发。棉纺厂家属院里，29岁的罗某被杀死。与此前命案类似，她颈部被切开，双手被取走。
　　警察们最悔恨的是，2001年，他们曾与疑犯擦肩而过，丧失了抓住他的机会。
　　这一年5月22日，公安局接到报警，电话那头的张某已不太能说话，她呼嚕了几声，说自己在水川路的家中被害，民警没听清地名，便没有出警。就此错过。
　　张家人打了120。医生赶到后发现，张某被割了喉，便再次通知警方。水川路与白银分局刑警支队一街之隔，但为时已晚，死者只留下了两个关键信息，“长发”、“本地”。
　　后来张端分析作案时间，要是接警后能及时赶到，警察应该会与凶手迎面撞上。因为逃离现场的路只有一个出口。
　　而机会一旦失去，就不再有了。2002年，凶手在陶乐春宾馆三楼再次作案，将25岁的朱某颈部切开。从此停手，消失。
　　被抓后，高承勇解释停手的原因。一是因为他年纪渐长，杀人逐渐吃力起来;二是两个孩子到了上学用钱的时候，他便去了内蒙古做建筑工。
　　2004年，侦查白银连环杀人案的专案组成立。
　　报纸开始悬赏20万缉拿凶手;嫌疑人的画像出现在白银大街小巷以及电线桿上;白银公司电视台循环播报著征集凶手线索的简讯;白银启动针对全市男性的“打指纹”行动。
　　如今的年轻人们在当初还是孩子。他们都记得，警察曾深夜造访，拿出两张有塑封的纸，每一张上面有五格，分别对应大拇指到小拇指，他们的父亲用每根手指在墨盒里滚一下，再用同样的动作将手指滚在纸上。
　　这些是一代白银人的集体记忆。
　　但大规模的指纹录入并没能抓住凶手。作案后这些年，高承勇一度在外游荡，不在一处定居或长期工作，试图消失在人海，成为某个建筑工地里沉默寡言的中年民工。
　　每次全市录指纹，皆声势浩荡。没有录到高承勇指纹的原因，王洋猜测，可能基层民警并未面面俱到，也可能每到此时，他便躲了出去。
　　9起命案现场，只有氟化盐厂家属楼和供电局家属楼还在，第一个现场的永丰街平房早已拆除，棉纺厂变身商业小区，水川路的老房子如今是个在建的工地。
　　案件悬而未决的这些年里，除了必要的场合，张端再也没主动穿过警服。他见过那九具死者的尸体，闻过命案现场浓稠的血腥味，“你要是真见过他们的样子，就不可能不想把这人给抓住。”
　　直到今年，高承勇一位远房堂叔的DNA，因行贿被录入数据库中，警方将它与当年命案现场留下的生物痕迹进行了比对，由此锁定凶手。
　　张端终于把绣著“POLICE”字母的黑色汗衫和警用皮带都翻了出来。它们被他冷落在衣柜里十几年。
　　微信头像，也让闺女帮忙，换成了自己穿警察制服的照片。
　　走在街上，每逢有人问起案子，他总是笑瞇瞇对他们说，“这下没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