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里除了工作几十年里长工资的表格资料，主要文件是历次政审结果——到新单位就业、入党、提干都需要的政治审查，其中重要的是对你父辈的调查，看到这里我已感到字字惊心。那些略有发黄的各种纸张上，用钢笔写著各种字体的文字，把我带入了令人窒息的氛围。在这里我终于找到了那个密码——父亲的历史问题。在一份审问记录复印件上赫然写著结论：结交敌伪汉奸，参与奴化教育，监督进步学生，抗拒国民党员登记。就凭这几个罪名，父亲当年被判入狱3年，从而也决定了他后半生的命运，影响他的子女前半生的命运。
最富有戏剧性的是，我发现审问笔录上的主审人竟然是我熟悉的一个人名字，他是我年轻时供职的某大型国企副厂长，分管后勤、安全工作，作风粗暴武断。当年我作为办公室人员只知道他是从公安部门转业到企业的，每逢春节都要到他家拜年。计算一下那个时候他顶多二十出头年岁，莫非真是他?我按他原来住址找到了如今还健在的这位耄耋老人，怀著复杂心情与这个可能在60年前决定我父亲命运的老公安交谈，从他清楚的回忆中证实了我的猜测——当年他确实参加了对一批旧政权人员的逮捕和审讯，对拒不认罪的人采取刑讯手段是经常的。之后我又多次询问了自己的同胞哥姐，从他们的零星记忆叙述中寻找并理顺父亲的履历碎片。不久我移居在新西兰，有幸阅读了大量在国内看不到的书籍和网络文章，了解了那个时代的历史真相，于是由父亲的悲剧人生引发了一些思考和感慨。
1914年父亲出生于胶东某海滨城市一个小商人家庭，中学毕业后考入美国教会办的高等商科学校，毕业后先后在某中学任教和担任教务长。1938年日军侵占那座城市后，他与平民百姓一样在敌寇铁蹄下苟且地生存著。由于他在本地教育界的名气，被聘为胶东某县中学校长，一年后悄然离职。其后又被聘为另一个县中学的校长，这次仍没干久，其原因与上次相同——日伪政权在学校推行奴化教育，镇压抗日爱国学生，使他难以违背良知与狼共舞。他原以为干教育如同工程师、医生一样，凭专业吃饭，可以不涉及政治，不接触政权，两年的经历使他明白这是不可能的。他决意不再从事教育，1942年去上海另谋生路。凭著扎实的英语基础，他在上海很快找到了一家报关行职业。日本投降后他充满希望回到家乡，被刚组建的市国民政府聘为民政科科员。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又使他彻底失望，一年后辞职再去上海，而此时的上海滩上已能闻到国内战争的硝烟。为了能找到一个安定环境中的稳定职业，1948年他从上海去台湾，投奔一位开办律师事务所的本族叔辈，被留下做律师的助手并深受赏识。一年后，律师要帮他另娶妻室留在台湾发展，父亲婉言谢绝。因为他得知家乡烟台已经变成“解放区”，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政权准备逃到台湾。与其呆在继续由国民党统治的台湾，不如回到由新政权领导的家乡与亲人团聚。1949年，在新政权建立前夕，几百万人如潮水般涌进台湾岛的时候，父亲却反其道而行之，飞蛾投火般地从台湾回到了家乡。
父亲没想到的是等待他的是牢狱之灾。邻居中的革命群众举报他刚从敌占区回来，有敌特之嫌，于是他被逮捕、审讯。当时两岸音信断绝，一切无法证实。但从他自己交代中得知他曾在敌伪时期担任学校校长和在国民党政府担任科员的经历，足以给他定罪。凭革命逻辑可以推断：在抗战时期是敌占区的校长必然要和伪政权政要(起码是教育局局长)打交道，必然要在该学校使用日伪政权编写的教科书，必然要奉上司指令监视有抗日倾向的学生;在国民党政权里干科员，必然是国民党员。而父亲全盘否认这些臆断，于是必然会带来严重后果，父亲一次次无效的申辩伴随著一次次昏厥，最后带著强加在身上的罪名，在强大的专政机器下忍辱服刑。
三年后父亲回到家里，面对的是全家老老少少七八张嘴，除了刚成人的姐姐輟学就业，其他人都不能自食其力，父亲要重新挑起生活重担。建政初期教育师资紧缺，有朋友介绍父亲到某中学做英文教师被他婉拒，他却选择了一个苦力活儿——在国营运输社拉地排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城市里一种重要的人力运输工具)，每天只身拉著半吨以上重量的货物，行驶在城里城外的崎嶇道路上。几年后又改为蹬三轮车，成为人力出租车的“司机”。十几年他的汗水洒遍了这座城市，其中的辛苦自不必言。长年的体力透支和营养不良使父亲患上了肝硬化，他只好回家养病。收入大幅减少，家庭经济负担却在增加——儿子们等著办婚事。无奈他让母亲到服装店里干零活，自己在家里料理家务，晚上再挑灯熬夜与母亲一起做从店里带回家的活儿。通过精打细算、集腋成裘，几年后总算让三个儿子都结婚成家。
当最小的儿子办完婚事后，他终于松了口气，盘算著怎样在有限条件内过几天舒心轻松的晚年生活。那时正值国家政局巨变，万象更新，他以前所未有的欣喜去迎接新生活——全国各种报刊复刊，他订阅了《羊城晚报》、《新民晚报》、《参考消息》不算，还要天天到街头阅报栏去读报;剧场里恢复了传统京剧的演出，凡有大剧团和名角出演，不管票价多贵他必去欣赏;刚有了黑白电视机，每有球类比赛他场场不漏。当父亲正在享受著他企盼已久的生活时，万万没想到死神已经接近了自己，他被查出肝癌。
在父亲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的日子里，他躺在病榻上时，经常两眼盯住一处在思索著什么。他从来不向他的亲人发泄他被病魔折磨的肉体痛苦，也从来未向他的亲人吐露他被命运折腾的精神痛苦。他唯一一次与我说的话，只是长叹道：做个中国人怎么这么难吶!
父亲走后，这一句感慨万千的话时常在我耳边响起。对中国历史了解的越深，对这句话的认识越透。看看中国古代史，有几个新王朝的建立不是以无数苍生的生命为代价?20世纪更是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的世纪，几次外患以日军侵华为甚，几次内战以国共驱鹿为甚，神州大地处处硝烟弥漫、血流成河、饿殍遍地;黎民百姓命如蝼蚁、任人宰割。在那国无宁日的年月人们能保住生命就是万幸，岂敢奢望过上安稳日子。
父亲生于乱世，青年至中年时代正逢近代中国的两大灾难期。虽然他出身小康并受过良好教育，但仍然是左右支拙难以安身立命。从学校毕业到由台湾返回，十几年的时间内他换了近十次工作。一次次放弃优越职业机会，一次次南北辗转，表明了他当时在良知与谋生需要之间的纠结和挣扎。如果他善于趋炎附势，甘于为虎作倀，可能有机会躋身于当时的社会上流，但正义底线使他没有去那样做。明智地选择虽然未能逃脱后来的牢狱之灾，却由于及早远离了政治，没有给自己留下更严重的罪名。
父亲出狱后，又经历了接踵而来“镇压反革命”和“反右”运动。接下来的“大跃进”和“大饥荒”虽然减轻了政治高压，但解决全家人吃饭给他带来的压力更重。飢饿的威胁刚有缓解，“文革”浩劫从天而降，“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深度和广度一次比一次更甚，用于打尽旧政权留下的“残渣余孽”(文革语言)的网目越来越小。从社会贤达、专家学者到贩夫走卒、平头百姓，凡与旧政权沾边的可以说无一漏网，甚至连起义投诚的旧政权官兵、潜伏在敌人内部的自己人都难以倖免。每一次运动的“成果”，重者枪毙轻者入狱流放。父亲或许是因潜身于社会最低层苦力队伍里，逃过了一次次劫难。尽管每次“运动”来袭父亲都如同惊弓之鸟，在胆战心惊中度日如年，但比起那些“落网”者还是幸运的多——他又一次由于明智选择而摆脱了噩运。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邓胡新政”摒弃“阶级斗争为纲”极左路线，平反冤假错案，打破思想禁錮和文化专制，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百姓的物质生活逐渐提高，精神生活极大丰富，中国人民终于开始过上正常生活。父亲虽然也过了几天这样的日子，但遗憾的是他没有享受到之后这些年的国泰民安、丰衣足食的好日子。如今我也进入老年人行列，但看到同龄人仍有父母健在就羡慕不已。假如父亲能活到今天，我想他会感到做个中国人再不那么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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