芹田斗子法官在皇后区法庭
被跨国贩卖、强制卖淫的妇女往往陷于脆弱的环境
除了两个看上去像西语裔的女孩，这一天的被告都是华人女性。律师、社工走来走去叫著名单上的名字，有时也看看我，问我是不是要出庭的某某人。
社工Amy结束了一个陪谈，走回我身边坐下。
Amy是我的发小。我们于80年代生于北京，从出生起就是邻居。后来她去南京大学读社工专业，毕业后在非政府组织(NGO)工作了两年，有著大量性工作者访谈经验。之后她去美国密歇根大学完成了社工硕士学位。
目前Amy在纽约一家社工机构工作，专门救助遭遇色情人口贩卖的中国女性。
2013年我在纽约度假。一天，Amy邀请我说：“今天我的client(当事人)开庭，这是非常特殊的一间法庭。我想你应该去看看。”
就这样，我跟随Amy来到了纽约皇后区刑事法院。
“她16岁就出去卖淫背后肯定有原因”
十多年前，该法院的卡马乔法官在面对一个因为卖淫屡次被抓的16岁女孩时，充满困惑。“我可以判她坐15天牢，但是我不想这么做，”卡马乔当时说，“她16岁就出去卖淫，背后肯定有原因。”数次尝试之后，卡马乔开创了全美国一种新的干预模式：不是判刑入狱，而是邀请社工和专业机构介入，识别哪些妇女是色情人口贩卖受害者，并通过与NGO的合作令她们脱离控制，学习语言、掌握技能，最终重获新生。
卡马乔的经验首先在纽约州被推广。截至2013年11月，纽约州已有11间法院采纳此项目。
我了解到，被指控卖淫的妇女，在采纳这一干预项目的纽约州法庭上通常有三种选择：第一，当庭认罪，接受120美金的罚款，留下一次违规记录(非犯罪记录)。第二，接受庭审，可能被裁定为“卖淫罪”并入狱(具体天数由法官决定，最多90天)，这将影响她们的身份申请。第三，接受诸如Amy所在机构的辅导，如果在半年内不再因为同样指控被抓，就可以撤案，没有罚款。律师通常会推荐第三种选择，而被告也通常愿意接受这一选择。
这种专业机构的干预方式并没有固定模式，机构间也会彼此协作。Amy所在机构与法庭合作的主要目的是通过5-8次辅导(couselling)确定当事人是否为人口贩卖受害者，之后为她们联系律师和法律顾问，提供心理咨询或生活帮助。如果当事人愿意，还会被安排住进免费的秘密庇护所(safehouse)。机构也会提供各种社会再融入课程。
“她们一开始都不愿意对我说实话”Amy告诉我，“但是一旦信任建立了，她们会告诉我许多你想也想不到的事情。”
Amy跟我讲了一个让她一辈子也忘不了的女孩。那是在她刚开始工作的第一个月，在法庭上，Amy见到一个中国女孩低著头蜷缩在角落里，虽然戴著墨镜和口罩，但是她脸上多条已经感染的伤口还是清晰可见。“我吓了一跳，她的脸都变了形!”这个女孩通过“假结婚”来到美国，对方是比她年长20多岁的中国人，已经成为美国公民。在这场“假结婚”的交易中，女孩期望获得绿卡，男方则赚取金钱。但在绿卡办理到一半的时候，这位“丈夫”消失了，也切断了她一切的经济来源。走投无路之下，女孩在当地中文报纸上看到“按摩”的招聘广告，这是一种在法拉盛地区常见的中文广告。女孩拨打电话后，很快获得了工作。
华人老板派司机去接她上班，结果车开了很久，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停下。司机带她上楼，一进门就要强姦她，对她说：“你可以开始工作了。”她方才知道所谓“按摩”其实就是提供性服务。强烈反抗之下，司机对她还以了极其残忍的暴力，致使她面部和肢体多处受伤。殴打过后，司机放下话说：“你做了，我才带你回去。”那之后，女孩带伤开始了“工作”。不过没过多久，便在一次服务中被警察抓到，被指控卖淫。被打的伤口并没有得到及时处理，加之她是敏感体质，导致伤口严重感染。
“这个案子对我的冲击太大了。她不知所措地蜷缩在法庭里，这个世界彷彿离她好遥远。她没有做错什么，却在等待审判。”
大概15%-20%被法庭引荐给Amy的中国妇女，最终会被认定为色情人口贩卖受害者。她们多是以偷渡或其他非法途径进入并逗留在美国。据Amy总结，这些妇女大多来自福建、吉林、河南等地的郊区和农村，也有来自北京、上海、天津等发达地区。其中，大多数人是通过互联网得知非法移民到美国的信息。由于语言不通、学历较低，她们到了美国后，往往会在中文小报上寻找“按摩”等体力劳动的工作机会。殊不知，这样的“按摩”生意往往和性服务难脱干系。Amy对我说，“一个女人一旦开始了做这些事，她的自我形象就一落千丈，之后只会继续做下去。”
Amy从事的工作有一定的危险性，必须处处防著人贩子。而她们工作的地点，甚至连我也不能透露。人贩子也并不都是男性，他们中也不乏曾经的受害者。随著新鲜血液的加入，资历老的女人开始自组团队。“女人贩子有独特的优势，”Amy告诉我，“她们特别能蛊惑其他女孩，因为她们格外了解女性的心理特点，懂得利用女性的弱点。”
“我们往往要用一生去疗伤”
我问Amy，如何形容她接触到的色情人口贩卖受害者，Amy想了想说：“不仅是“绝望”。她们歇斯底里地渴望著生存的感受。她们迷惑、痛苦，总是被迫做出选择。”
Amy的另外一个观察是：她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这些女性活得非常割裂。在Amy所接触的这个女性群体中，几乎没有一人会和家人坦陈自己在美国究竟干什么，却都在对家人的谎言中编织著自己的“美国梦”，好成为“理想中的自己”，并从中获得幸福感。
现实却是，她们四五个人挤在一间狭小的居室，共用骯脏的厕所，忍受蟑螂和老鼠，并靠长时间提供无底线的性服务赚钱。“很多人是用地域来划分幸福的，”Amy解释说，“她们中很多人想到“我在美国”，就莫名的开心。在家人面前仍然觉得骄傲。”
在法庭，Amy本来以为我们会遇到卡马乔法官的继位者——日本裔法官芹田斗子。虽然芹田法官那天不在，但这并不影响第8号法庭内的秩序和温暖。
进入法庭前，一个警察突然面向Amy举起了右手，在国内申请旁听也屡遭驱逐的我倍感震惊，总提防著时刻要被轰走。但Amy却默契地和他击了一下掌。警察跟她说今天人不多，还热情地和我打招呼。
Amy告诉我：“他知道这里中国人多，而她们往往不会讲英文，他就用翻译软件查到“请保持安静”，还问我翻译得对不对，发音是否准确。但是在另外一些法庭，警察会对听不懂英文的人大声训斥。”
皇后区这间法庭上所洋溢的价值感和尊重，正是其与众不同的地方。虽然其他法院也在学习这种人性化的干预模式，但Amy说很难找到类似感觉。
而芹田法官在的时候，“整个法庭都活了”。Amy说：“她没有用权威去审判别人，而是用爱去改变别人。”
一些受害者在多年的蹂躪和摧残下，思想已经扭曲，无法分辨什么对自己有益，也难以相信任何人。
建立信任是Amy在和个案接触中最大的困难。她曾见证过几个法庭上的常客如何对机构建立了信任，最终在法庭和专业人士的协助下，离开人贩子的控制，获得谋生技能并重新融入社会。
Amy闪著泪光告诉我，每当一个棘手个案有了些微进步，芹田法官都会走下高高在上的坐席，走到这位“疑犯”面前，和她拥抱，对她说“我为你感到骄傲!”每当此时，在座很多人会跟著流下热泪。
Amy所在的机构为学习动机强的女孩提供各种学习机会，并减免学费。一些女孩在社区大学顺利毕业，甚至毕业后在一家当地医院担任医疗助理。
在和中国一位刑事辩护律师谈起这种法庭和专业机构主导的干预模式时，律师告诉我这在当下中国不太可行。这主要因为美国是判例法国家，法官可以造法;中国是成文法国家，法官没有这个自由。而且，这种针对性工作者的救助多来自民间而非官方，但中国民间这样的力量还很不成熟，也很难建立社会信任。这位律师担心，搞不好会造成二次伤害。
也许正是这种差异，使得Amy在对国内的家人解释自己的工作时变得比较困难。“我的家人不太知道我具体在干什么，觉得总之是善事，所以很支持我;
也许，只有Amy自己明白为何坚持。
“最开始的那几个月我真的每一天都想要辞职。如果没有上帝，我早已放弃。”作为基督徒的她，相信这是上帝给她独特的历炼。“我的梦想是成为社工学的教授。我感恩上帝今天让我遇到的每一个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是一部电影，有时你感到无聊，只不过因为你没有看到它的全部。”
当年与Amy一起毕业的社工系同学，只有她一人还在坚持本专业，并越做越喜欢。“我的女孩们都很坚强。她们让我明白，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会让你永远站不起来。正是她们的存在，才令我从未停止反思我是谁，我的梦想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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