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因为情感问题，16岁的周岩被同学陶汝坤当头浇下打火机油后点燃，头部、面部、颈部、胸部严重烧伤，烧伤面积超过30%，一只耳朵也烧没了。陶汝坤的父母在合肥市政府部门工作。“花季少女被官二代同学毁容”，是当年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时间近五年过去，现年已21岁周岩仍没拿到赔偿款。去年5月，法院判决陶汝坤的父母赔偿172万元。双方对这个数字都不满意。陶家上诉。他们认为周岩目前的治疗是不需要的，“属于过度医疗”;而周岩认为，她的治疗远未结束，“光一个耳朵的手术费都要几十万”，如果要完成后续治疗，172万远远不够。(3月8日《新京报》)
　　当年陶汝坤因不能正确对待和处理情感问题，将同学周岩严重烧伤，构成重伤害。“先刑后民”，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周岩的权利救济途径。2012年5月10日，陶汝坤因故意伤害罪成立被判有期徒刑12年零1个月入狱;在刑事审判阶段，法院即主持民事赔偿调解，但双方最终未能达成一致。
　　2015年，财政部、最高法等六机构印发《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试行)》，此前亦早有部分省市进行先期试点。但刑事案件被害人获得司法救助金的一个前提，即无法通过诉讼途径获得赔偿;故而目前看来，周岩多半只会与司法救助金无缘。而且，司法救助金也只是救急性质，用于维持刑事案件被害人的基本生活，数额有限，最高为当地36个月的平均工资，肯定也难敷周岩的治疗之需。所以，“冤有头债有主”，周岩要获得完善的权利救济，除了被告人的被绳之以法，鋃鐺入狱，即被告人一方给付相应的民事赔偿。
　　可是，在司法实践中，所习见的却是两种极端情形。其一端是：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审判阶段，被告人一方通过积极赔偿，谋求被害人一方谅解，进而争取“宽严相济”之下的被告人被相对轻判;而另一端则是：一旦刑事诉讼完结，被告人已被判刑，受害人一方再想通过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获得足额的相应赔偿，就难上加难，甚至在民事诉讼二审判决生效之后，都可能遭遇执行难的问题。
　　“毁容五年赔偿无著”，让刑事案件被害人周岩处于前不著民事赔偿，后不著司法救助金的尴尬境地，这样只会销蚀法律的刚性、司法的权威;于周岩本人而言，也不啻是二次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