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母亲得知他常在我家磨盘上过夜，很担心他在夜里飢饿受冻而死，有时便去劝他回家取暖，有时他离开了，有时仍坚持不走。就这样过一天算一天，过一夜算一夜，他竟然活下来了，不过面部活像个枯颅头。他家还有难以启齿的事情，乱子的弟弟饿死后，他妈并未及时报告队干部，目的是想多领几天的稀菜汤，让活著的人能多喝几口好活命，直到村干部检查时发现孩子身上已经生蛆了，看来死了半月有余。这办法并非是他家首例，不过别人也只敢晚报三五天罢了。可怜吧!?
我家门前菜园地边上有一间废弃的盛喂牛草的矮屋，隔壁徐叔家的房子全倒了，一家人临时就住在这废弃的草屋里。有一天他十岁的女儿在屋前哭泣，驻我村挖河的巡迴赤脚医生发现了，前往问话，得知其父不能说话了，医生进去一看他口吐清水便知是饿的，赶紧让食堂做了两碗稀饭，待不热后慢慢喂下，起初还不知下嚥，待几口流下去之后，他自己就能主动嚥下了。两碗稀饭下肚后，不仅可以说话，别人扶著还能坐起来。那年他刚过40岁，用两碗稀饭救了他的命，从此以后他便活下来了，而且后来还当上了生产队长，还去大寨参观过。其他快饿死的饥民就没有他这样幸运了，一来他们没有被外人及时发现，二来他们多半都是躺在家里因起不来走不动无声无息地死去。
大约4月份我小表哥来通知我母亲说我姥姥不好了，先是三姨去看，几天后，母亲也去看望。一共6里路，母亲走了近两个小时，中间休息了五六次。母亲见了姥姥后，她仍然很清醒，说心里发热，什么也吃不下去，两天后就去世了。没有棺木，只好把几间屋的门钉在一块，勉强下地。姥姥家的近邻，是我大爷三女儿的家，我这位三姐和她的两岁大的女儿前不久才相继去世，隔壁村子里我大姨的大儿子也刚去世...。三姨女儿在合肥读书，三姨只身一人在元旦前就到了我家。为何三姨和我父母亲能免遭这一劫，是因为我家前屋安了隔壁村挖河的食堂，炊事员和我家都是老熟人，他们饭后就把稀饭锅里粘贴在锅壁上的一层稠稀饭铲在一起，足有一小盆，端到后屋给我母亲。母亲把这一盆稠粘锅，加上食堂打来的稀水般的菜汤，煮开后，三姨和我父母三人都能喝大半饱，故三人的命得以存活下来。挖河的头头也和我父亲有交往，为我家三人活命帮助不小，10年前我给老家亲戚匯款时，顺便给他匯去500元以报救命之恩。我父母在世时也常常念道这救命之恩。
我大爷在五三年带头入社，在他的动员和带领之下，我家和叔叔家也跟随入了社。不到七年，就是六O年的春天，这位带头入社的老贫农饿得死去活来。他有三个孙子，老三仅五六岁叫三江，每顿饭后他都要哭闹一阵子，因为他要喝三碗稀汤才罢休(后来有人开玩笑叫他“三碗不过岗”)，这足有从食堂打来的两个人的定量，若满足了他，家里便有一人无食，就会很快饿死。我大爷实在饿急了，便拿了面瓢到食堂去讨些粗面救命，不料正好碰上当“连长”的我婶母，他向她哀求给点粗面，婶母一听气不打一处来，把他手中的面瓢夺下，仍到一边，双手一推，把我大爷推倒在地仰面朝天躺著，半天起不来，对天长叹许久，地上还有刚化冻的烂泥。
因为我大爷丢了这位村“高官”的面子，拉她的后腿。看此情景，我家人将大爷扶起，把他掺回家，又回到食堂哀求一点面送去。我大爷虽然熬过了六零年的春天，但由于身体亏虚太甚，终在当年九月份满怀遗憾地走了。他不但没有看见他当年所宣传的电灯电话，最终还是为了这电灯电话带头入社而饿死，年仅50来岁。他所盼望的耕地不用牛他倒是看到了，农村近半的土地都是人拉犁子耕的，妇女倒是拉犁子的主力军，村里老年人祖辈以来从未见过或听说过这般用人耕地的故事。拉犁子耕地决非人力可为，耕种不及时，肥料不足，亩产自然越来越低。胆子大的村里小能人编了个顺口流为妇女道苦：“小黑驴白蹄子，妇女翻身拉犁子”，“小喜雀白膀子，妇女翻身拉耩子”...好心的村民担心他惹祸端，他倒轻蔑地说，我还怕谁，农民已经比劳改犯还不如，谁还能叫我下地狱不成!我就这一条小命，谁要我都给，不论是阎王爷还是...不仅是妇女，几乎所有人都过著“吃的是猪狗食，干的是牛马活”，生不如死的“社会主义”!就在六零年前后的三年中，安徽农村每人总共只发了3尺4寸布票，村民说苏联讲中国三个人穿一条裤子，还说少了，要五六个人的布票才能够一条裤子!我村的顺口流经过亲戚朋友也会传到临近村子，临近村子的顺口流也传到了我村，比如“先死牛，后死人，留下干部摔牢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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