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来在奥克兰大学上学的时候，在Symonds Street上来来回回走了很多遍了。每次都好奇地远观，简单地欣赏一下这些一百多年前的墓碑雕刻和塑像，却没有勇气真正走进去。在100多年前，能够被整整齐齐地埋葬在这里的，都是当时“有头有脸”的人物。墓地在奥克兰大学所在的Symonds Street和Grafton大桥的交界处，占地5.8公顷，初建于1842年。
　　我在前几周的文章里面也只是简单地提到了这一片古墓，不是因为篇幅有限，而是真的对它了解不深。正好这几周是奥克兰文化遗产节，其中有一个活动是跟著当地的历史学家Edward Bennett游览这一片百年墓地，我就报了名了。活动当天，仅仅只有一个十来人的小团，我一点也不惊讶地发现我是唯一一位亚洲面孔的人。嗯，我没说过吧，高考的时候，我本来想要报考考古专业的。

　　宗教派系

　　我去参团之前没有做任何“功课”，原本以为只要带著胆子去就好了。开始游览之后才发现，这位历史学家对宗教和建筑的讲解要远远多过于人物故事。去之前没有做功课，只好回来以后补一补。
　　今天被统一称为“Symonds Street墓地”的这一大片墓地，在当年其实是五个墓地，五种不同的信仰，由五大不同的教堂管理。看上去像是“大统一”的太平盛世，而实际上，英国国教圣公会(Anglican)一直是在英国最具统治和影响力的宗教。如果不信英国国教是不能进入大学，或者成为警察，律师，法官，医生。
　　最早的一块墓地在圣公会塞尔温主教的要求下批准的，他在当时“离奥克兰市区足够远的地方”划了八亩地，然后，也将附近大小差不多的地划给基督教的其他分支，用来埋葬他们的教徒。墓地在1842年7月24日正式定名，当时的奥克兰只有1900多人，其中大约有1100人是圣公会教徒，基本上都是漂洋过海来的英国人。
　　犹太教(Jewish)的墓地最小，只有一亩地，而罗马天主教(Roman Catholic)分到大约五亩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长老会(Presbyterian)的教徒对当局对墓地土地面积分配感到不公，并且觉得圣公会墓所在的位置，那我们中国人的话说，就是“风水很好”。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长老会教徒去世后，拒绝葬入这里。一直到1869年，当时的统治政府英国王室才表示将这里的三亩地划分给他们。最后一块三亩的地在1872年被分配给了卫斯理教的教徒(Wesleyan)。到了1880年代，这里大概埋葬了600多人。
　　在最早的时候，每一个教派的墓地附近都有教堂，帮助各个教徒在往生之后，去到他们所信仰的地方去。这也是为什么这里附近有这么多的教堂。其中在Karangahape路(也就是我们常叫的K Road)上，紧挨著犹太教教徒的墓地有一处纪念堂。据说，当年的犹太教教徒往生之后，身体是要在纪念堂里面被清洁的水冲洗三天三夜，所以这个纪念堂里面的大的不銹钢水槽是在下葬前，用来存放和冲洗身体的。我们去参观的时候，这个纪念堂大门紧闭。幸好是大门紧闭，要不然，我还不知道我会不会想要进去走走看看呢。向导说，如今这样的仪式已经不需要了，而这个纪念堂一直处于荒废状态，也不能租赁出去作为他用。我后来想起来，唸书的时候还在这里参加过一个画展的开幕式呢，现在后怕也是来不及了吧。

　　墓碑背后的事情

　　向导给我们讲了一个墓地大概的历史，就开始带我们走进去一探究竟。我来新西兰十几年，其实没有去过任何墓地，也没有在这里参加过葬礼，所以不知道，什么可以触碰，什么是禁忌，不想冒犯了生者或是死者。所以我仔细地跟在向导后面，看著他一边讲解，一边轻抚墓碑，看著他在没有小径可走的墓区里面随意地走，不循章法。后来还听到在我身后的一对中年夫妇谈话，丈夫对妻子说，看那块墓碑上的雕刻很漂亮，我以后也会把你的墓碑做的这么精美，妻子乐呵呵地笑出声来。
　　跟华人文化稍微相近的，也许是墓碑和地面设计。从墓碑上可以看出当时的习俗，风行的设计，墓主人信奉的宗教，还有当然是家族的经济条件。因为怕野兽的侵害或是常年的水土流失，一般棺木都要埋在地底至少六英尺以下。所以我想，这是不是向导在墓碑中间来回穿梭讲解，却可以没有禁忌的原因。考究一些的人家，会在泥土上面盖上一大块水泥，更考究一些的，会在水泥四周竖起鏤花设计精美的铸铁栏杆，这在维多利亚时期相当的盛行。
　　也是由于墓碑造价或者用料的原因，有些墓碑在一百年后依然和新的一样，有的已经开裂，风化的不成样子，碑上的字也一点也看不清楚了。
　　然而从可以看的出的墓碑上，我们可以清楚地阅读出逝者的全名，出生日期，死亡日期，有时候还有父母子女的名字在上面。算术还不错的我可以很容易地从墓碑上算出逝者的年纪，有的三十几岁，有的二十几岁，也有不少十几岁或者是一两岁的。听向导说，当时奥克兰时常有疫情，居民的平均年龄在40几岁，婴儿的存活率也很低。很多母亲从十几二十岁开始，可以一辈子生下十几个孩子，只有一半的孩子会长大成人，而母亲也会因为生活和疾病的折磨，到了三十几岁体质急剧下降，一般都熬不过四十岁。
　　我们还看到很多墓碑没有名，只有姓氏，在世的时间往往是一两年。因为新生婴儿的存活率很低，政府并不要求在一生下来就取名字，报“户口”，生怕一旦不幸夭折，这些手续就好像是白花了功夫。一般在生下来后两三年才取名或者上报政府。
　　当时的教育体制一般只到十二三岁，有些中产家庭的孩子到了这个年龄就开始出来做事找工作，很多在这个年纪离世的孩子可能是因为很多飞来横祸，比如车祸或者是工伤。
　　这些孩子一般都不会单独埋葬，而是会和家族父母葬在一起。家境殷实的父母会为孩子造出雕工精美的墓碑，有的还会把天使刻在墓碑上，有的还会一个矮矮的纪念碑代替墓碑，在碑的顶端做一个小孩的雕塑来纪念。

　　“有头有脸”的人物

　　我本来听说这里埋葬了很多大人物，而我那天可以清清楚楚从墓碑上读到的，有新西兰第一任总督Hobson，奥克兰大法官Frederick Manning，奥克兰第一任市长Archibald Clark的纪念碑。
　　我回家后查了不少资料，这块墓地从政府批准允许下葬的1842年开始，到1886年因为面积有限停止迁入(如果家族的墓地在这里面，还是会允许后代和先辈葬在一起的)，多多少少埋葬了将近一万人。而在上世纪中，奥克兰政府要修建高速公路的时候，把圣公会和罗马天主教墓地的南边整改了一大半，整理出来的遗体和遗物又被重新卖放在新西兰第一任总督以及怀唐伊条约签订者之一Hobson(1792-1842)的墓边上，然后用大块的牌匾留下了所有可考的墓主的名字，也仅仅只有一个姓名和年份而已。政府的数据说，从圣公会墓地南面大概迁出了2100个墓(400多块可以考证的墓碑)，从天主教墓地的南面则迁出了2000个墓，1200块墓碑。而这些墓碑，现在也是不知去向了。
　　因为面积大，而且常年失修，这里的维护费用相当的高，光除杂草一项，每年就要$7.5万。所有的费用加起来，每一个墓地或者是墓碑，一年需要近$2000用来维护。奥克兰政府原本在1996年出台了一个大规模维护这片墓地的计划，甚至仔细到，要把碎裂成片的墓碑一块一块地拼接起来，然后按照原来的石刻，描上字，后来发现这样的计划需要$250万。即使是只修复值得修复的将近1200块墓碑和纪念碑，也大概需要一百多万纽币才。他们就没有下文了。
　　再有让我们当天参观的人有些尴尬的是，向导介绍了很多埋葬在这里的地主和土豪。除了在有生之年买卖土地，做进出口贸易，他们生后都把遗产捐出来建设医院，孤儿院还有学校，包括了慈善家Edward Costley和Elizabeth Knox。
　　如今，除了简单的政府拨款维护，不少社区义工也在帮忙维护。我在脸书(Facebook)上找到了有一个自发的组织叫做“Symonds Street Cemetery Friends”，会定期去除草，捡树叶，拾垃圾。遇上初春或是早夏，他们也会墓地里种上玫瑰花，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