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我一直想写她但我却没真正动笔，因为我无法用言辞表达我的切肤的爱和生命的丧失。
我一直在等，等，等到今天，等到我可以说一切而不必痛哭失声而因噎废言。等我年龄得足够而回忆往事，往事因回忆而变得温馨，美好，就是痛苦也成了财富。
姚锦云被处决之后，我精神几近疯狂。我当时大学刚刚毕业，被分配到水电部。幸运的是，头几个月我不必上班，可以完全沉浸在我的悲伤之中。
(一)
姚锦云和我都成长在北京城内西北角地区。从我们的家走到北京的城墙不过五分种，穿过断壁残垣的城墙，就是碧绿的护城河。护城河的对面就是太平湖公园。太平湖公园因为老舍在那里自杀而成为中国的文化记忆之一，而公园本身，大概在一九七零年左右就不存在了。
姚锦云的家，直到死前她还在住的家，是五根檁胡同八号，我的家是石碑大院胡同十一号。我们两个人的家相距不过二百米之遥。
那天中午下学的路上，我走过北草场胡同的时候，听见人们吵吵嚷嚷地，"抄家了，抄家了"，就莫名其妙地跟著人流跑去看抄家的去。这真和我的性格不符。我是一个极其害羞的女孩子，连说话都不敢大声的孩子。可是，一种我无法解释的好奇心，使我向姚锦云的家走去，那时我并不认识她。
她的家坐落在南北向的北草场胡同内的西边的一条东西向的小胡同里。一进胡同口，我就看到有人在一个坐南朝北的大门口出出进进。我知道那就是抄家的地方，就随人流进去了。进去一看，是一所不大但是很整洁的四合院。
院子中有几棵树，都光秃秃的。还有一个十字甬路，是青灰砖的，通向北房三间，南房也是三间。西方只有两间，我面对著关著门的三间东房。北房有房廊，廊子下堆著很多书报，显然是仓促的堆在那里的。
我环顾四周，是我很熟悉的四合院落--我就是在这种院落中长大的，没有什么新鲜的。奇怪的是，院子中并没有什么人，我看见也听见南房中人声鼎沸，可是院子里却很安静，好像不真实地安静。
我突然害怕起来，怕人家抓住我说，小孩子到这里来干嘛。于是我就走下台阶，向右拐，到南房中去了。
南房中的阳光非常明媚。也许是正午的原因，房间中的面向南的大窗中流泻著浓浓的阳光。我看见很多人都在伸著脖子看什么，我也钻到前面，伸著脖子看，好像是毛笔字，在发黄的纸片上写的字，放在一个大的写字案上。
我并没有看懂，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退出来，我就向外走去。我听见有人在说，"出去，出去，看什么看，家都抄完了，还有什么可看?"
我听见这个话，恐惧起来，就更急于溜走了。我被那个恼怒的声音吓得只想立刻从这里消失。我就站在外边了。我这时才看到在北房的廊柱旁，站著一个女孩子，跟我差不多年纪大，她显然早就看到了我，或者她刚才一直躲在廊柱子后也不一定，此刻我们四目相对。
我看到的是一对恐惧的，但充满愤怒的眼睛。她站在那里，穿著一件合体的呢长大衣，看著我。我也看过去，看见她和她半躲在廊柱后的身影，她的目光和她头上湛蓝的天空。
阳光泄在她的身上。她好像是一个阳光中的一个影子。我们互相看著，我突然跑起来，仓惶地像受惊的兔子似的跑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
(二)
出事对姚锦云家不是新鲜的事情。我后来得知，那天我看到的情况是公安局来她家通报她的姐姐自杀了。她的姐姐，比她大三十多岁的姐姐上吊自杀了。
公安局同时搜查了他们家，大概是在找证据。她的姐姐是她同父异母的姐姐。四十年代，和一个美国人结了婚。那个美国人在中国大陆被"解放"之前，回到美国去了。
当姚锦云告诉我这些故事的时候，她好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她讲的时候也并没有伤心的表示。我也没有表示震惊。也许是在那个年代，我们目睹太多的自杀，太多的死亡，所以这些故事都不构成震惊的理由。
我对姚锦云家的事情知道很多，甚至在我们成为好朋友之前就知道了。原因很简单，因为姚锦云的妈妈是我们小学校的数学老师。
学校里正在搞文化大革命，到处都是大字报。一阵一阵的大字报浪潮揭露老师们的老底。
我就是在学校里看大字报知道刘老师的历史的。
诸如，刘老师是现在的丈夫的小老婆。我记得看过一张漫画，画的就是刘老师和她的丈夫，一个秃头的老头勾肩搭背，刘老师的嘴画得红红的，腰细细的，一副资产阶级的太太样子。
也许是那张漫画中流露出来的男女情怀，那个时代这样的画面只有在漫画中讽刺和批判资产阶级的时刻才有，我对那张漫画印象很深。
后来刘老师成为我们的数学老师。
刘老师那时已经四十多岁了。她总是穿著极为合体的衣服，说话时有隐隐的口音，我不知道她是哪里的人。她很和蔼，在她的和蔼中，有一种无法描述的尊严。我很喜欢她，她也很喜欢我，因为，我是一个好学生。
我也知道她的女儿是姚锦云，是四班的，而我是三班的。我们下课的时候，可以看见彼此，但是从来没打过招呼，没有说过话。我一直纳闷她是否记得我，记得我们的四目相对。
姚锦云的父亲是我童年和少年时代见过的唯一的国民党人。后来我才得知，其实姚锦云的父亲并不是什么万恶不赦的国民党，而是基督将军冯玉祥的秘书。
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亲自给延安送过成千上万的银子过去，表示对共产党的支持。这也许是他在一九四九年没有离开中国大陆的原因之一。毕竟，他以为，他是有功于新中国的。
(三)
姚锦云和我成为好朋友是从中学开始的。一九七二年冬天我们开始上中学了。小学教改，改来改去，学期从秋季改到冬季，结果我们的小学上了六年半，因为改学期。我们都被分到西直门内南小街的北京第九十八中学。我们也被分到了同一个班。
我们的家住得很近。那个时候，她的家已经从那个四合院中搬出来了，搬到离我的家不远的五根檁胡同八号。她的家是一间非常小的南房，不到八平方米，住著父母和她的哥哥，她的同父同母的哥哥。
我看到他们家的线装书，还跟她父亲借过"文史资料"丛书看过。从那套书中，我还读过姚锦云父亲的文章，也学到了很多历史的知识。她在那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房间里住到至到她被捕。
我是在她搬到那里以后才和她成为好朋友的。而在这之前，我做了一件对姚锦云的小学时代极为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并不知道这件事对她是那么重要。
当时，红小兵团的委员们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讨论发展和批准红小兵。我记得看到姚锦云的申请书。我们红小兵团的七八个人激烈地讨论，究竟让不让她加入红小兵。她的出身不好，她的父母都有政治问题。她母亲是我们的老师。
我对出身不好这个问题很敏感，因为我自己的出身并不是极为青白。虽然我填报的的是工人，我却知道家中的焦虑。
看到姚锦云的出身问题，我就隐隐地同情她，说，"毛主席都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我们应该批准她。"就是因为我的坚持，姚锦云成为了红小兵。
我并没有对姚锦云说过这件事，那时我们不在一个班，没有机会说话。可是姚锦云却听说了这件事。她后来对我说，她一直很感谢我，就因为入红小兵的事情，而我却全然不知。
还有一件事使我们意识到彼此是什么样的人，而成为了好朋友。
那个时候，中学生在夏收的时候要去农村帮农民收割麦子。我们夏天就到顺义县的农村去。先是"拉练"--拉出去练，走路从学校走到农村，还要背著背包和行李。到了那里后，住在老乡家里，我们就帮助农民收麦子。
我记得姚锦云和我一组拣麦穗。早上起床，她不想起。我是这个小组的组长，看叫不起她，就和其他同学一起下地了。
出早工回来，班长发现姚锦云没来，就问我为什么不叫她来。我反正对班长没有好感，就顺口说，姚锦云病了，不能来。我并没想到班长会去做调查，发现姚锦云并没有病，是我"袒护"她。"袒护"这个词给我印象很深。
班长决定召开班委会，批判我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袒护不爱劳动的人。"我对班长这种革命很反感，认为她实际上就是总想找茬压我一头，以革命的名义泄私愤，因此，对班委会的批判很不服气，坚持说她就是病了。
班委会逼迫我说出姚锦云到底得了什么病。我无奈，最后说，"姚锦云来例假了。"班委会成员，男同学，女同学全都立刻哑口无声，静呆呆地看著我，好像我扔了一个定时炸弹，谁也不敢动这个话题。
静默了几分种，谁也不说话，都看著我。我也看著大家，觉得反正豁出去了。结果，男同学首先表示理解。他们不说话，站起来就开始走了。班长恼羞成怒，也无可奈何。事情不了了之，姚锦云从此和我成了好朋友。
(四)
生命真是太美好了，我们都那么年轻，我们都二十二岁。而且，重要的，我们有汽车--姚锦云是出租汽车司机。
在小汽车还是罕见的一九八一年，出租司机是北京当时最骄傲的人，因为他们可以随时用汽车。"你看我们多幸运!你上大学，学文学，学你最喜欢的东西。我当司机，干我最喜欢的行当。我们多幸运呀!"姚锦云开著车，她感叹。
我坐在那辆灰色的华沙牌汽车里，跟她一起出车。夜晚，她经常要十一点才下班，我就跟她一块拉客人，等她一块回家。
忽然有一天，姚锦云和我抱怨，"我们汽车队的队长，丫特孙子。他动不动就把他的臭手放我身上。他一脸褶子，半脸赖肉，噁心得要命，我哪天真得再跟他急。骂丫一顿，他就好一点。
""怎么了?"我问。"前两天我们到民族宫拉客人，在饭店里等客人。吃饭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司机，我们坐在一起。他把手放到我腿中间，气得我差点没把丫椅子给蹬了。当著那么多的人，我不好发作，他好几次对我动手动脚了。
""告他去，"我建议。"得了吧，上哪去告?找谁告?这种事，谁管?"
一九八一年，"性骚扰"这个词，在美国也是刚刚出现不久。在中国那时我们完全不知道这样一个概念，我们没有理论的、思想的武器对付欺负我们女孩子的男人，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怎么对付这样的人。
"咱们出去玩去，解解闷，好不好?"姚锦云建议。"你有假吗?"我问。"我有四天假，咱们就去四天，怎么样?""那太好了!"我们突然转忧为喜，刚才的沉重一扫而光。
青春啊青春，没有什么忧愁可以阻挡我们对快乐的向往。她加快车速。我们向动物园驶去。也许今天看来，我们真是幼稚简单，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出租车汽车管理站在动物园门口的南面，到了管理站后，我站在外边，她进去了，去请假了。
姚锦云出来了。"他妈的，不给我假，不理他，反正我有四天存休，我想休就休，要不然叫什么存休?"
第二天我们就乘火车去北戴河了。管他呢，让那个无耻无聊的队长见鬼去吧。他不在我们的视野之中。
然而就是他，最终导致以及导演了悲剧的发生。一九八二年一月十日，姚锦云和这个队长吵了起来。原因是姚锦云完成了月行车经济指标，但是，没有完成行车里程指标。说白了，也就是她那个月挣的钱够了，但是公里数不够。
那个月，姚锦云遇到一个包车的人，那个有钱的包车的人付够了钱，但是没有跑足够的路。姚锦云也无法弥补这些公里数。她总不能为了满足公里数而无事在公路上开车吧。
队长对姚锦云说，"你没有完成公里数，所以不给你奖金。"姚锦云不服气，"我挣够了你要的钱，评什么扣我的奖金?按理说，你还应该多给我奖金呢!因为我既挣够了钱，又没有大的消耗，还为国家节约了汽油呢。
"姚锦云说的是常识。但是，在中国，常识有很多年都被闲置不用。而被运用的是反常识的疯狂逻辑。姚锦云的常识无法战胜队长奉若至宝的所谓国家的规定。而国家规定，在那个时代，就是我们人人都无法逃脱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我们就生活在那个军规里。
后来有人告诉我，姚锦云气得跳了起来，冲到火炉子旁边，拣起火通条，朝队长扔去了。
那个时候，办公室还在用炉火取暖，火炉子上烧著开水，火炉子旁边有火铲，火通条等等，那个队长弯著腰躲过了奔来的火通条。
他此刻是真的又怕又急了，"你说我不讲理?你有本事到天安门去讲理去!你有本事到天安门去讲理去!"
姚锦云从那个幽暗狭小的办公室冲出去了。
她顺手拿的是别的车的钥匙。
她起动了车，到天安门去讲理去了!
她去了!她去讲理去了!
她到天安门去了!
(五)
这天我正在打行李，把所有的东西往北京寄。大学四年以来，我一共买了八箱子书。我把这些书都捆在纸箱子里，艰难地拖到邮局，把书和一切我不用的东西都寄回北京。
这天我正式大学毕业了。我分配到了工作，回北京在国家水电部工作。
我在宿舍的门口烧我信件。我不想带回北京的信件。四年来的信件。包括姚锦云的所有的信。我为什么烧信?我真的不原谅自己!当姚锦云死后，我一千遍地骂自己愚蠢。我把她给我的所有的信都烧了!
火堆在楼道里燃烧的时候，姚锦云开着车向天安门驶去。她在想什么呢?她是否看到了我烧信的火?恐惧的火焰--我们担心被发现的恐惧成为我们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让一切都成为灰烬!让一切都成为灰烬!
她开着车，穿过了西单大街，在长安街上开着，车速极快，火焰燃烧。一个交通警察看到了她，立刻跳上车，追了过来。她从后视镜中看到了警车。她踩在油门上，把油门加到最大，车速完全失控了。像炸弹从炮口飞出去了一样。
警笛疯狂地在后面响着。警察从没看到过如此疯狂的汽车。火焰燃烧到最后一刻。她突然掉过头来，灰色的华沙牌小汽车突然朝北的方向，朝天安门城楼方向开去了。
从报纸上我得知姚锦云的汽车在天安门一共撞死五人，撞伤十九人，其中重伤十一人。
我知道生命的可贵，不仅仅是姚锦云的生命，其他人的生命，那些我素不相识的人的生命的可贵。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可贵的。
姚锦云在狱中写的悔过书上说，"我希望我的死能引起中国人对中国的制度，官僚主义制度的觉醒。我希望用我的死，唤醒中国人民。
"当政府委派给姚锦云的律师万敏在姚锦云死后找到我们这三个姚锦云最好的朋友，给我们读姚锦云狱中的悔过书，以及给我们的信。他念到这些话的时候，我沉默无言。
走出东单大街万敏律师的办公室，我一个人走过天安门广场。突然注意到，广场上竖起了很多栅栏，以前的广场是没有遮拦的，道路和广场连成一片。现在，道路和广场隔开了。我知道这个用意。我甚至想，为什么不早点竖起这些隔离墩来?
后天，我知道，姚锦云被枪决那天，在她的简短的话中，说了四点。第一，是向在这个事件中死伤的人和他们的家属表示最深深的道歉，第二，提出捐赠自己的身体去挽救别的人，以此作为一点点补过。第三，她要求把一些东西留给朋友。她点名说，请把她的头发剪下一撮，留给沈睿——
沈睿，北京人，美国俄勒冈大学比较文学硕士，博士，女性研究准硕士，曾任教于葛底茨堡学院亚洲研究系，现为美国海军学院外语系助理教授。学术研究主要方向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电影。除学术外，也写作文化、电影、时事评论以及其他创造性写作诸如散文和诗歌等。在《新京报》、《南方都市报》等开有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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