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色助学色魔败露后,公益圈少有评论的,因为这事过于疯狂,说多说少都容易殃及池鱼,让人对笼统的公益产生憎恶。而索玛花事出,公益评论显著增加,当地政府采取的诸多手段都被抨击,政府承诺的真相也被揭露,打压公益的舆论印象已然成形。
在百色王杰事上,罪恶相当明显,但是其背后的因果则相当复杂;而在凉山助学组织的遭遇上,政府的做法也被纳入恶的范畴,容易找到公益“受害者”的定位,加之郁积日久,抒发胸臆较为便利。由此,在这两桩事件后,公益慈善圈在舆论强度上有所差异。
百色这件事的根源,很可能不是公益组织的专业化程度不够,甚至也不是邓飞所言“穷人”做公益过程中“吃相难看”所致,尽管这些批评的方面都有。严格说起来,王杰所做的不是公益,而是粗糙的慈善,钱只是经手过一下,截流部分,然后用于后续的帮助或践踏。
大陆的公益慈善有著显著的地域特点,善款流向从城市往农村、从东部向西部,从富庶之地流向贫穷地区。这个旧模式就是长于做资源的远距离投送,而拙于做受捐地的营造。这就是说,在善款的漫长流转中,到了下面基本上缺乏可靠的、完善的承接。长此以往,慈善公益的需求之地相当空虚,王杰辈乱中取栗有了可乘之机。王杰的祸害,是慈善与公益不分,基层混乱的恶果。
没有公募资格的索玛花目前受到的全方位压力,缘于那封最悲情的小学生信件。现在看来,这封被刻意制造出来的信件,实际上是一次冒失、冒险的传播行为,是为了突破非公募屏障而打擦边球带来的连锁反应。它的社会反响与行政相应尖锐而激烈。
悲情的人造的小学生信件,为索玛花带来了近五十万元的社会捐赠,随之而来的则可能是难以为继的局面。在政府而言,索玛花的高调传播已经越过了界限,一切以切割为目的的压制措施都是有逻辑可循的。索玛花也许要为这几年的野蛮生长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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