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盛赞交警这样做是“理性执法的标志”,也有人说这是“情与法的较量”,还有一些人看到了交警的无奈。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和讨论的话题。面对老人的跪下求情,代表公权力的大盖帽向老太太下跪,以对跪的方式体现平等和尊重,这与过去的执法方式著实不同。
应该看到,这种不同有它积极的一面,它至少说明在现代传媒与舆论语境下,一些执法者已经有所顾忌,并且近乎本能地努力减少误解和批评。媒体和公众的监督、批评足够有力,正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但是,从消极的一面审视,交警与老太太在大马路上对跪,一个不断磕头求饶,一个跪地“耐心解释”,这里面的悲情意味、无奈色彩以及沟通无效性显而易见。它也暴露出很多问题。
比如,以往执法过于随意,弹性过大。为什么老太太情愿当众给交警下跪?一方面是法治意识不够,老太太既没有阻止儿子酒驾,被警察查处后又企图以不顾尊严的方式帮助儿子逃脱处罚;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以往的一些执法案例中,下跪磕头求情往往能够奏效,一哭二闹三上吊不时能发挥作用,找人打招呼批条子有时可以平事……执法的随意性以及巨大的弹性,给了一些人很大想像空间。
在生产经营、商品买卖、工程施工以及许多日常的办事过程中,人们习惯于给手握职权者“递烟”、“说好话”、“打商量”,而且一些办事机构工作人员对此也非常习惯。这就是中国社会浓郁的“求人文化”。
问题是,现代法治文明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确保法律的权威。在对跪事件中,无论百姓怎么求情,交警都没有罔顾法律、放过酒驾者的权力。但是,面对一个老人的当众下跪,他也没有泰然处之的道德优势。于是,对跪就成了最可靠的办法。
说到底,就是要以法治文明扶正人治思维下的种种怪诞,驱散干扰严格执法的种种雾霾,实现社会治理的万里晴空,气正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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