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颠覆的年代，有很多过去被鄙视的现象，很容易被贴上美好的标签。比如，最近就看到有一些人打著权利旗号，对“懒惰”大加溢美之辞。
　　其中，有一篇文章还讨论：“懒惰”会不会成为一个基本的民主美德?天哪，“民主美德”这个词，要比权利“高大上”多了，这样来为“懒惰”背书，让我都要怀疑自己那么勤奋是不是可耻的。
　　有些人喜欢引用法国学者安德烈劳克那本《懒惰的历史》，来为“懒惰”正名。在那本书中，很多生活在阶段冲突激烈年代的被压迫人群，就在追求“懒惰的权利”。比如，在19世纪工业化刚刚开始的年代，西方资产阶级就曾打著“生产至上”的理论，来引导无资产阶级拚命劳作，强调不从事劳动只会将贫苦阶级逼进游手好闲和道德堕落的死胡同。很显然，这是一个巨大的骗局。因为劳动给资本家带来巨大财富，而生产者往往一贫如洗。
　　置于那种语境下，懒惰当然不能简单地归于恶、罪、邪、错、无能的范畴，而可以被视为一种权利诉求，一种反抗精神，一种自由意识。
　　但是，国情不同，时代也早就不同了，当下劳资关系也不同了。今天劳动者的权利，早就不需要以“懒惰”的理由去主张了，劳动者维护自身利益也有了很多制度途径，他们的休息权、健康权也有了法律保护。劳动在这个时代，除了推动社会发展，更是自我实现的最大凭借。
　　人类活在世上当然不单单为了生产。但是，在我们这个还存在大量贫困人口的国度，在这个迫切需要通过个体劳动来激荡整体社会经济活力的时代，个人如果失去劳动的积极性，不仅不具备起码正当性，而且很可能因此孕育出巨大的社会危机。
　　遗憾的是，中国社会已经开始呈现出“未富先懒”的现象，这值得警惕。特别是年轻一代，一说到就业难，理由一大堆，从制度缺陷说到权利缺位，分析得头头是道，可就是不愿意正视自身问题。不愿冒风险，不敢挑重担，不想加班受累，这些问题，不仅出现在条件较好家庭的孩子身上，在“二代农民工”身上也有显著表现。这个社会太多人都想要得到体面、尊重和崇高，但又不愿意付出必须的劳动，久而久之，懒惰竟然成为一个时代普遍的权利幻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