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寮有过鼎盛期，时至今日，在广州、韶关等地还遗留“糖寮”的地名。儿时，我在粤东乡村领略过“糖寮”的晚期风采。冬日，甘蔗收割糖寮也开工，人们老远就能闻到糖寮独特的蔗糖清香。这清香，一直从初冬瀰漫到翌年春末，至今还瀰漫在我的脑海。这香味那么独特，没有亲历的人是无法从文字描述中体会的。
儿时看糖寮，有如今日小孩看动画片的摩天机器那般兴奋：泥土广场，三头雄赳赳的伟岸水牛，拉著“石绞”转动，那石绞之大，需两个大人才能合抱，黄牛肯定不够力气，就是水牛，还必需是公的。石绞将甘蔗吃进，吐出蔗渣，淌出蔗汁，大牛牯嚼著鲜嫩的甘蔗尾巴，越跑越欢，赶牛人挥著响鞭，像在吆喝自家小孩子：“噢呵嘿，花娘养的哦，快快走……”吆喝声穿透冬日收割后的空旷原野，飞向远方的群山，撞出回音，那回音听起来是“快快噢，花娘哦，哦哦……”不断在环抱乡村的山嵐之间迴荡著，引来一群小孩，也张大喉咙跟著“哦哦……”直嚷嚷。
泥土广场那头，大烟筒黑烟滚滚，糖锅蒸汽腾腾，甘蔗汁慢慢熬成糖浆。那糖浆上面冒出的泡沫，必须捞尽，那糖才是上好的糖，捞出的泡沫呢，则是“甘蔗啤酒”的原料。不过，这是大人们关心的事，现在是小孩子最紧张的时刻，人，躲在门后;眼睛，却盯著糖锅。
随着一声“起锅了，滚烫哦”，稠浓的糖浆便倾倒在长方形的大木盆里，糖寮最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来临了!往下的几分钟，像动画片的警匪枪战般精彩：几个汉子手持木碾，飞快地碾碎快要固化的糖浆，碾成松软的红糖。这道工序时间要求很严格——快了，糖浆还是胶体，碾不碎;慢了，糖浆已成固体，红糖就变成片糖。鬼精灵的小孩，就是看准大人手忙脚乱的好时机，早就把削光洁的甘蔗尾巴背在身后，只等待糖浆倾流，木碾子飞动的一刻，“该出手时便出手”，那甘蔗尾巴纷纷如飞箭，齐刷刷径直向糖浆偷袭，气得碾糖汉子一边不停手碾糖，一边跺著脚叫骂：“花娘养的，又来找死了，小心烫断你的手。”这边，梁山好汉早已偷袭成功，一个个手持饱蘸糖浆的甘蔗尾巴，一哄而散。他们一边胜利大撤退，一边用小手把热乎乎的胶状糖泥捋出来，那小口还必须不停地往烫红的小手上呼气，自然无暇顾及应战，急忙忙开始“拉糖泥”。碾糖汉子也奈何不了这些鬼精灵，看看无人烫伤，便摆出“大人不记小人过”的君子风范，自己忙活去了。
拉糖泥，就是把快要固化的胶糖，飞快地用双手像拉麵条似的，不断地拉长折合、拉长折合，直到它固化了，拉不动了，变成有珍珠般色泽的糖棒，便可咬成一颗颗晶莹的糖丸，吃起来像麦芽糖的味道，那时候的小孩子喜爱它，绝不亚于现在的小孩子喜爱“金莎朱古力”。
如今，机器代替了石绞，糖寮也从乡村消失，毕竟时代进步了。只可惜时下的小孩子，再也看不到当年糖寮的轰轰烈烈;再也闻不到糖寮那独特的蔗糖清香，他可以拉著妈妈的裙带，从超市货架上挑选在电视里跳过舞的朱古力，却无从体验当年“梁山好汉”偷袭糖浆的兴奋与心跳。这是幸亦是不幸，就见仁见智吧。
附录：
近阅《清史稿》，意外发现“糖寮”一词在清朝颇为通行。
鸦片战争后，各国列强大规模贩运华工到国外当苦力。据当年粤海关的报告：连续三年间，秘鲁船只在澳门贩运华工，同治九年，只是一船三百十三人;同治十年，则是十三船五千九百八十七人;到了同治十一年，已经是十九船九千三百八十一人了。容閎曾对被贩运华工的命运作过调查，并向清朝政府报告：“华工到彼，被卖开山、种蔗，及糖寮、鸟粪岛等处虐待情形，合同限内打死及自尽、投火炉糖锅死者甚多，实可惨悯。”在产糖大国古巴，糖寮里的华工实际上沦为奴隶，死后甚至被甘蔗种植园主烧成骨灰当肥料。后来的古巴废奴革命中，糖寮华工英勇作战，至今当地还留下纪念碑。这里的“糖寮”，便是广东人对土法制糖作坊的叫法，也有人叫“搾寮”，四川人则称为“糖房”。
“糖寮”何时在中国出现?明朝宋应星的《天工开物》阐述了甘蔗土法制糖方法。但《天工开物》上描述的辊轴是木制的，我小时候看见的辊轴却是花岗岩石制的，坚硬的石辊轴比木辊轴能将甘蔗汁压搾得更乾净，出糖率更高，无疑是糖寮技术的一大进步。
石辊轴是什么年代诞生的，我无从考证，但鸦片战争前，糖、茶、丝是中国三大出口商品，当时都是靠土法制糖，是糖寮的全盛时期，时至今日，在广州、韶关等地还遗留“糖寮”的地名，可见当年广东的糖寮何等兴盛。鸦片战争后，进口机制糖逐渐打压国产糖寮糖，直到公元1933年，广东的陈济棠为挽救产糖业，向美国、捷克购买制糖机器，建成当时中国大陆最现代化的机器糖厂，但很遗憾，那时的中国产糖业已被进口糖打压得奄奄一息了。
中国的农村，是古代农业工具的博物馆，据说铁制的黎、耙、锄起源于中国周朝，时止今日，还是不少乡村的主要劳动工具，而糖寮，上一世纪六十年代，我在粤东乡村，还有幸领略过它的最后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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