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个家庭的悲剧却并不会一抓“了”之——恶父虽猥琐，但也是家中顶樑柱，他被抓后，家中妻子和两个女儿谁来养?再说，恶父总有回家时，如果不撤销他的监护资格，两个女儿依然跳不出他的手掌心。而一旦撤销监护资格，两个女儿又该往何处安放?
类似家庭悲剧的化解，不能指望乡亲邻里的仁慈，靠力量有限的社工组织也行不通，最终还得寄望社区居委会或有关职能部门。
然而，即便行政部门“出马”，解决此类问题依然会面临诸多尴尬。一方面，国人家庭观念强，在很多人的道德视域内，小孩子天然应该跟著自己的父母生活，尤其有人持有扭曲的家庭观念，对“家事”的维护近乎偏执，认为哪怕大人有家暴、猥褻等行为，也不应该剥夺其对小孩的监护权。
另一方面，当前法律法规对福利院收养儿童门槛设定太高。根据现行法律规定，父母健在且有能力抚养孩子的，不可以把孩子遗弃给福利院，否则便是没有尽到抚养义务，情节严重的构成犯罪。只有父母死亡或因特殊原因确实没有能力抚养子女(如父母因特别原因重度残疾，失去生活能力)的，可以依法办理。现实中，那些有家暴、猥褻行为的恶父恶母，往往并不是没有能力抚养子女，所以哪怕小孩好不容易从恶父恶母手中解救出来，福利院也不会接收，最终还是要回到充斥家暴与猥褻的家庭。
国外解决类似问题的最大优势在于，社工组织成熟，法律规定严苛，反馈渠道通畅。比如美国的社工组织会不定期传授反家暴技巧、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更有无须到政府註册的“法律诊所”，受虐妇女儿童可到法院申请保护，法院也会获准其受到有限保护。不妨做个假设，如果我们也有足够成熟的社工组织、有畅通的反馈渠道、有让施暴者胆战心惊的法规，类似恶父猥褻亲女的行为不可能持续三年，被恶父欺凌的女儿的青春，也不难找到安放之地。届时剥夺恶父监护权，还会有那么大阻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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