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反腐行动的升级与“老虎”被打，有关“寒门子弟”是否适合当官的话题，被再度热炒。寒门之于官场，就像凤凰男之于婚姻，大有被舆论污名化与恶俗化的趋势。我们应当警惕这种不负责任的概念链接与标签化，若长此以往，这种标签化的认知或成为一种新的歧视，变为阻碍阶层流动的新壁垒。
　　即便从统计学角度讲，作出“寒门子弟不宜当官”的判断也是不负责任的。一些人之所以愿意接受这种结论，只是因为被查出的高级别、轰动性的反腐案例中有不少寒门子弟。这是否就意味著寒门子弟为官非善类是大概率事件呢?并非如此。至少从公开资料看，我们很难掌握某一层级或全体官员中哪些是寒门、富二代或者官二代，进而也不能确定不同阶层贪腐者的比例问题。
　　其实，饱受偏见对待的不只有寒门子弟，“官二代”与“富二代”同样如此。舆论天然地产生对其仕途晋陞的“合理想像”，“福与贵”似乎成了这个群体的原罪，轻易抹杀了其间的个人努力。
　　以对群体性偏见来审视这一问题，容易误入歧途，混淆真问题与假问题，应将问题放到官场这个复杂的系统内审视，因此政治生态就成为关键因素。这对于一个初入官场的年轻人尤为重要。好的政治生态可起到蹲蹲苗、打基础的好作用。
　　在《中国历史的教训》一书中，吴江县令的政治际遇就是鲜活的案例。在江苏省两任巡抚余国柱与汤斌任上，吴江县令展现了截然不同的执政风格——在余国柱手下走歪路，激起了民愤;在汤斌手下却又努力上进，政绩斐然。
　　以人为依托构筑的政治生态固然重要，但制度的保证同样不可或缺。梳理已经被查处的官员的报道，多数落马官员的贪腐并非阶段性而是全域性的。这意味著“老虎”在“苍蝇”时代就已经危害一方了，也就是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制度监督是缺失的。这种制度缺失，使得他们从小错变大错，从小贪心到大野心，从违反党纪到触犯国法。若是良性制度一开始就得以确立，这将为党和国家避免多大的损失呢?
　　我们当然应该重视家风建设以防微杜渐，但过分在意个人行为的作用也是非理性的。在强调人的作用的同时，更应该以制度约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