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羽毛球国手、“超级丹”老婆谢杏芳自打退役之后，也就渐渐淡出了公众视线。至少在我的印象里，与她关联的新闻无非有二：一是“丹嫂”投身北京大学教授王思斌门下，学习社会工作，后来还出任了广州的社工形象大使。二就是她遭遇诈骗，被改签机票短信骗走了4.5万元。日前，那对诈骗丹嫂的叔侄栽了，分别被判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和1年零4个月，并各处罚金4000元。
　　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按常理，骗子落网公众该高兴才是，不过，怎么到了丹嫂这里就画风突变了呢?这不，质疑丹嫂智商抱歉者有之，嫉妒其受警方重点关注者有之。“一等明星二等官”，网友的留言分明别有情绪。当然，公众的“邪火”并不是冲丹嫂去的，而是自有所指，这从“这种几万块钱的案子也能破，名人效应，选择性破案”的跟帖中就足见一斑。说白了，公众不是同情诈骗，而是痛恨厚此薄彼，对明星礼遇和优待，这种不平等才是众矢之的。
　　提起名人物品被盗，破案神速似乎成了一个标配：羊城名人钟南山手提电脑被盗，警方十天找回;现陕西卫视主持人、云南丽江前副市长王志某次会议期间两部手机被偷，警方数小时内追回……相比起来，诈骗丹嫂一案是否破案神速还有待考证：谢杏芳被骗的时间是在今年1月的下旬，警方何时破的案，新闻并未透露。
　　据公安部统计，2013年电信诈骗发案30万余起，群众损失100多亿元，比2012年分别上升77%、25%，而运营商在这个“诈骗蛋糕”中获得10%的利益，银行在这个蛋糕中获得3%的利益。毋庸置疑，运营商这10%的利益里，有被“蒙在鼓里”的合法收入，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放纵，甚至是有意图之亦不会是少数。
　　2011年9月的一则旧闻可为佐证：因广告短信不断、推销电话不停，广州市民杨某将手机号码运营商告上法庭，要求认定对方侵犯隐私权。更具戏剧性的是，律师表示，接到法院传票后已将杨某列入一份“红名单”，通知全体代理商不得再向杨先生电话推销、发送广告短信，那份红名单基本都是领导，原告能受此等待遇，可见运营商的诚意……
　　希望监管部门督促电信商扭转垃圾短信电话横行现状，为阻击诈骗提供防火墙。民众若能搭此便车，终归是功德一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