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马克西米利安‧卡西日前撰写文章，题为《希腊危机和欧盟政策的失误》，全文如下：

　　欧盟的希腊政策正径直奔向深渊———希腊面临大面积失业、贫穷和政府崩溃，整个欧洲则面临共同货币崩溃、陷入衰退以及民主持久失效的危险。
　　我们可以从媒体中读到或者听到大量上述信息，其中多数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可以通过消除福利国家来克服危机”)，且带有种族主义色彩(“懒惰和腐败的南欧人咎由自取”)。在这种背景下，有必要重述当前的危机从何而来。我认为欧盟政策中的四大错误应为此负责。两个错误是以前犯下的：让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的国家使用同种货币，以及后来欧洲国家“赎买”希腊的私人债权人。有两个仍在继续犯著的错误则变得越来越极端：强迫希腊实现预算盈余，强迫希腊按照极端新自由主义模式进行预算改革。

　　债务累积
　　不同国家(比如德国和希腊)，因制度和历史不同，价格和工资的上涨速度不同。
　　如果现在一国(比如希腊)的价格上涨比其它国家(比如德国)快，将导致德国对希腊的出口增加。
　　如果这两个国家以不同货币计价，价格上涨更快的国家(希腊)的货币通常会贬值，这在国际经济中是一个完全正常的过程。
　　但如果两国使用同种货币，德国的出口盈余会得到维持。从会计上讲，出口盈余的对立面肯定一直是进口国的外债。
　　由于有了共同货币，货币政策被束缚了：它不能再通过贬值来恢复平衡。只能累积越来越多的债务或者通过减薪和衰退来实现“内部贬值”。
　　通过引入欧元已经设定好希腊将接二连三发生什么，而德国和奥地利等国会受益。
　　为了给因共同货币造成的进口盈余融资，希腊的银行尤其是希腊政府不得不累积外债。从某个时点起———尤其是由于美国金融市场崩溃而开始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衰退———已经变得很明显，希腊政府无法偿还所有债务。

　　利息一再升高
　　结果是私人债权人(基金、银行)为平衡无法收回本金的风险而索取更高的利息。高利息为他们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当希腊政府真地不再能偿债的那一刻到来时，欧洲的机构(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施以援手，接管了债务。
　　利润被私有化(以高利息的形式)，损失被转移给大众(以接管债务的形式)。因此，“一揽子救助计划”不是救助希腊政府和希腊人民，而是在救助私人债权人。欧盟成为银行的索款人。

　　强迫实施紧缩政策
　　在赎买了银行后，欧洲的公共机构就变成了希腊的债权人。它们立即致力于重新索回债务。
　　因为大多数贷款是短期的，希腊必须定期再次申请延期。债权人因此有了以殖民大国的风格违反希腊选民意愿把政治理念强加给希腊的施压手段。
　　债权人的主要挑战曾是且现在仍是极端的紧缩政策———通过提高公共收入，但尤其也通过极端缩减支出。这一要求的论据是希腊必须偿还债务。实际上，这一紧缩政策导致了经济衰退、大面积失业和从未有过的大规模贫困。经济衰退让税收收入进一步萎缩，这又要求继续实施紧缩政策。
　　这一政策是自我毁灭性的。即便责任人无视该政策对大规模贫困和民主失效的影响，它也让偿还债务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将一个国家推向经济崩溃不会提高它的支付能力。

　　新自由主义改造
　　最终，债权人不仅更加极端地强迫希腊实现预算盈余(税收收入减除政府支出)。它们也强加了公共支出和收入的形式。它们不仅要求希腊无论如何也要偿还债务，而且要求按照新自由主义模式对希腊政府进行改造。
　　应提高食品税并取消对贫困线以下退休人员的退休金。国有企业应被强制私有化，而提高企业所得税或削减军费开支则被禁止。
　　这一意识形态政策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大规模贫困以及预期寿命下降等等。
　　这一政策的强制性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完全取决于出资人的恣意。
　　如果债权人的政策不很快改变，希腊和欧洲的结果将会是黯淡的。看上去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