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狐安说他父亲是山西平陆人,后来走出山西,自己出生在内蒙古。而令计划也是山西平陆人。“原来我职务高的时候,90年代初令计划刚到中办担任研究室主任,香港媒体报道说令计划是我弟弟,沾了我的光,弄了职位在那干着。后来令计划官做大了,进了政治局,我到审计署工作,又报道说我是他弟弟,我沾他的光了,弄了个省部级。说老实话,我做副部长的时候,他连一个处级干部都不是,当时他还在上学读研究生呢。”
这是一部活生生的现代官谱图,从媒体的道听途说不难见出,在一些人眼里,似乎谁的官大谁就有资格当爹,长幼之别轻易就能被官阶的高下所颠倒。其中的官本位思想是严重的。
那么问题来了,在如此氛围里,如果你是令狐安,遇到官比你小的“弟弟”、“儿子”,你是默而受之、假戏真作、称兄道弟呢,还是起而拒之、涇渭分明、职级相称呢?其中分寸似乎不好拿捏。表面上谦然受之似乎更符合称兄道弟的哥们义气,却之则明显拒人于千里之外了。
反过来,如果你是令狐安,遇到官比你大的“哥哥”、“父亲”时,你是默认而借其光,还是驳然变色,划清界线,恐怕也要费一番思量。攀亲、不分你我,是一个中国式的交情事件,而否亲、划定边界,更是一个情感事件。分手相对于牵手,情感震荡幅度是更大的。
好啦,现在我们来看令狐安怎么应对。“我是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的常务副会长。前年研究会开会,那时传出令计划的儿子出事,令计划也调到了统战部。山西延安精神研究会的两个老同志,吃完饭过来安慰我说:你一定要想开啊。我说,我没什么想不开的啊。他们就说,听说你孙子出问题了。我说,我没孙子。他们又说,你儿子调动你别想不开。他们问,令计划不是你儿子吗?我说,令计划如果是我儿子,那我10岁就生儿子了。”
实际上,令狐安的“哭笑不得”反映了一项中国特色,中国社会本来就很讲究人情关系,它构成了中国社会前互联网时期最真实的社交网络。不独官场如此,对“关系”的信仰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绵延了几千年的社会习惯。攀亲戚乃是关系最铁的象征,所以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以结拜宣示情同手足,而古代国与国之间联姻能有效防止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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